他們在閣樓裡的乾草上休息到半夜，等到全城都入睡之後再騎馬前進。在這次荒唐的騎馬旅行中他發現許多日常事物發生了近於虛幻的荒唐變化，睡眠很少似乎並不是其中最小的變化。在荒涼的路上經過了寂寞的長途跋涉之後，他們往往會來到幾間可憐的村舍面前。村舍不是沉浸在黑暗裡，而是閃耀着火光，村民們在半夜三更像幽靈一樣手牽着手圍着一株枯萎的自由樹轉着圈子，或是擠在一起唱讚頌自由的歌。所幸在波維城的那天晚上人們睡覺去了，否則他們是難以脫身的。他們繼續前進，走向孤獨與寂寞，叮叮噹當地穿過提前來到的寒冷與潮濕，穿過全年沒有收穫的變得貧瘠的土地。土地上出現的變化是：燒掉的房屋的黑色廢墟和愛國者巡邏隊的突然出現——他們在所有的道路上執勤，猛然從隱蔽處鑽出來，收緊繮繩站住。
清晨的陽光終於在巴黎的城牆前照到了他們身上。他們走近的時候路障關閉着，並有重兵把守。
「這個囚犯的證件在哪兒？」衛兵叫來的一個神色堅毅的負責人間。
查爾斯·達爾內聽到「囚犯」這個難聽的字眼當然不高興，便請求對方注意他是法國公民，自由的旅客，是因為時局動盪被人硬派繪了保衛人員的，而且為此付了費。
「這個囚犯的證件，」那人根本沒聽他說的話，仍然問道，「在哪兒？」
證件在醉醺醺的愛國者帽子裡，他把它拿了出來。那人看了看加伯爾的信，表現出幾分驚詫和意外，仔細地打量了達爾內一會幾。
那人一言不發離開了護送隊和被護送的人，走進了警衛室，這三個人騎着馬等在城外，查爾斯·達爾內提心吊膽地望瞭望四周，發現城門是由警衛隊和愛國者共同守衛的，後者比前者要多得多。他又發現雖然運送給養的農民大車和那一類的車輛及商販進城很容易，出城卻十分困難，哪怕是最不起眼的人也很難。等着出城的有一大群各色各樣的男男女女，自然還有牲口和車輛。對人的檢查很嚴格，因此人們通過路障十分緩慢。有的人知道距離檢查到自己的時間還長，便索性倒在地上睡覺，或是抽菸。其他的人則有的談話，有的步來走去。他們無論男女，都一律戴着紅便帽，綴着三色帽徽。
達爾內在馬背上觀察着這一切，等了大約半個小時之後，發現自己站到了那個負責的人面前。那人指示誓衛隊打開路障，給了那醉酒的和清醒的護送隊員一張收到被護送者的收條，然後要他下馬。他下了馬，兩個愛國者牽着他那匹疲倦的馬，掉轉馬頭走了，沒有進城。
他隨着引路者走進了一間警衛室。那裡有一股劣質酒和煙葉的氣味，士兵們和愛國者們有的睡着，有的醒着；有的醉了，有的沒醉，還有的處于睡與醒之間、醉與未醉之間的種種中間狀態，或站着或躺着。警衛室的光線一半來自越來越暗的油燈，一半來自陰沉的天空，也處于一種相應的暖昧狀態。辦公桌上公開放著表冊，一個相貌粗魯、皮膚黝黑的軍官負責着這一切。
「德伐日公民，」軍官對帶領達爾內的人說，同時拿起一張紙準備書寫。「這個外逃分子是埃佛瑞蒙德麼？」
「是他。」
「你幾歲了，埃佛瑞蒙德？」
「三十七。」
「結婚了沒有，埃佛瑞蒙德？」
「結婚了。」
「在哪兒結的？」
「在英國。」
「理所當然，埃佛瑞蒙德，你的妻子在哪？」
「在英國。」
「理所當然，埃佛瑞蒙德，我們要把你送到拉福斯監獄。」
「天吶！」達爾內驚叫起來。「你們憑什麼法律關我，我犯了什麼罪？」
軍官抬起頭來望瞭望。
「你離開法國以後我們有了新的法律，埃佛瑞蒙德，和新的定罪標準。」他嚴峻地笑了笑，繼續寫下去。
「我請你注意，我是自覺到這兒來的，是應一個同胞的書面請求來的，那封信就在你面前。我只要求給我機會辦事，不能耽誤。這難道不是我的權利麼？」
「外逃分子沒有權利可言，埃佛瑞蒙德。」回答是麻木的。軍官寫完公文，重讀了一遍，撒上沙吸了墨水，遞給了德伐日，上面寫着「密號」。
德伐日用公文對囚犯招了招手，要他跟着走。囚犯服從了，兩個武裝的愛國者形成一支衛隊跟了上去。
「跟曼內特醫生的女兒結婚的，」他們走下警衛室台階往巴黎城方向走去，德伐日低聲問道，「就是你麼？那醫生原來在巴士底獄做過囚犯的。」
「是的，」達爾內驚詫地望着他，回答道。
「我叫德伐日，在聖安托萬區開酒店。你也許聽說過我吧？」
「我的妻子就是到你家去接他父親的，是麼？」
「妻子」一詞好像提醒了德伐日什麼不愉快的事，他突然不耐煩地說，「以法蘭西的新生兒、鋒利的斷頭台小姐的名義說話，你是為什麼回到法國來的？」
「我一分鐘以前作了回答，你是聽見的。你不相信我說的是真話麼？」
「是對你很不利的真話，」德伐日皺緊了眉頭，眼睛筆直望着前面說。
「在這兒我的確給弄糊塗了。這兒的一切我都從來沒見過。變化很大，很突然，很不公正，我完全給弄糊塗了。你能幫幫我的忙麼？」
「不行，」德伐日說，總是筆直望着前面。
「我只問你一個問題，你能回答麼？」
「也許能，但得看是什麼問題。說吧！」
「在我被這樣冤枉送進去的監獄裡，我能跟外面自由通信麼？」
「你以後就知道了。」
「不會不讓我申訴就預先定罪把我埋葬在那兒吧？」
「你以後就知道了。可那又怎麼樣？以前別人不也同樣在更惡劣的監獄裡被埋葬過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