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頁
回到法蘭克福以後，舊情未了，一連串新的刺激又灼傷了詩人的心：他親愛的妹妹出嫁了，隨丈夫去了巴登的埃門丁根；瑪克西米莉安娜成了富商彼得·勃倫塔諾的妻子；綠蒂和凱斯特納的婚禮也沒有如約通知歌德；韋茨拉爾公使館的秘書卡爾·威廉·耶魯撒冷因單戀友人之妻而自殺的噩耗更讓他心碎，也使他「找到了《維特》的情節」。歌德自己記述了他構思和創作《維特》時的內部和外部氛圍：在內心方面，我想擺脫一切陌生的傾向和思想，對外界則以愛的態度來觀察一切事物，自人類以至可以理解的下級的東西，任其各顯神通。由此便發生與自然界的各個對象的不可思議的親密關係與自然全體的默契和共鳴，因此外界每發生一種變動，無論是住所地方的遷換也好，時日季節的流轉也好，或任何一種的推移也好，都觸動到我的心的最深處。詩人的眼更添上畫家的眼，美麗的鄉村風景又有宜人的小河點綴其間，加深我的獨處之癖，以及使我更得以冷靜地從各方面玩味和考察我周圍的事物。
生活的體驗和創作衝動都有了，一切條件皆已具備，現在歌德要通過文字來傾吐自己的痛苦、感受和對使人窒息的社會的憤懣：
與友人的妻子不幸的戀愛而導致的耶魯撒冷之死，把我突然從夢中撼醒。我不只靜觀冥想，我與他共同的遭遇是什麼，而且把現在恰好碰到的使我熱情沸騰、焦灼不安的同樣的事加以觀察，因此，我禁不住把正要動筆來寫的作品灌上熾烈的熱情，以至詩的情景與實際的情景的差別絲毫不能分辨出來。
於是，歌德閉門謝客，集中精力，奮筆疾書，不用寫作提綱，只用四個星期的時間，《維特》就一氣呵成。
確如歌德所說，《維特》中的許多情節真假難辨，這樣的例子隨處都是，如同小說中一樣，夏綠蒂在母親去世後也擔負起操持家務和照看弟妹的任務；歌德
23歲生日（
1772年
8月
28日）那天綠蒂和凱斯特納送給他的禮物真是粉紅色的蝴蝶結和荷馬詩集，只是小說中把時間改成
1771年；同小說中的情節相似，歌德在加本海姆確實認識一位長得相當標緻的女人，並常常接濟她的三個孩子；耶魯撒冷自殺前也是假托外出旅行，讓僕人向凱斯特納借的手槍，如同小說中維特遣僕人向阿爾貝特借槍一樣……歌德自己、夏綠蒂、凱斯特納、耶魯撒冷、瑪克西米莉安娜等人都是小說中人物的原型，只是有時稍作改動而已，如以藍眼睛的夏綠蒂為原型塑造出來的綠蒂換上了瑪克西米莉安娜的烏黑的眸子，以瑪克西米莉安娜為原型刻畫的馮·B小姐則換了夏綠蒂的藍眼睛。對於歌德把現實化為詩這一點，凱斯特納也看得很清楚：
在《維特》的上篇，維特就是歌德自己。在綠蒂和阿爾貝特身上，他借用了我們——我妻子和我的一些特點，但是作了一些改動；另外一些人物至少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為了下篇，為了給維特的死作鋪墊，他在上篇中虛構了一些東西加了進去，比如說綠蒂既沒有同歌德，也沒有同任何人有過像小說裡所描寫的那種相當親密的關係。由於許多次要情景太逼真、太熟悉了，人家必然會往我們身上去想，為此我們對他很惱火……此外，在維特身上有歌德自己的許多性格和思維方式。綠蒂的肖像總體上是我妻子的形象。阿爾貝特要是寫得稍為熱情一點就好了……下篇跟我們毫不相干。那裡的維特是青年耶魯撒冷，阿爾貝特是普法爾茨公使館的秘書，綠蒂是這位秘書的夫人……小說中的人物對這三個人來說絶大部分是虛構的……耶魯撒冷確實給我寫過那張小說中提到的便條，出於禮貌，我未加考慮就把手槍借給了他……關於耶魯撒冷的故事我覺得很奇怪，所以就儘可能加以詳細瞭解，並設法記了下來，寄給了法蘭克福的歌德；後來歌德在《維特》中用了這份材料，並隨心所欲地加了些東西進去……歌德這樣做絶非出於惡意；他對同我夫人和我的關係非常珍視……
由此可見，歌德在塑造《維特》中的人物形象時，並沒有照搬自己的生活經歷，而是採取了典型化的手法，真真假假，虛虛實實，讓人覺得「詩」也是「真」，「真」也是「詩」。這正是歌德高明之處，他深諳藝術創作之道。生活的素材一旦演繹成小說，就包容了作者的社會理想和審美情趣，並賦予了它時代的精神，作品也就比生活更高了。因此，《維特》不是歌德的自傳，維特不等於歌德，也不等於歌德加耶魯撒冷。維特、綠蒂等人物形象已經成為文學畫廊中不朽的肖像了。
二、《維特》：時代的產兒
歌德生活的時代，在德國歷史上是一個命運多舛的時代。《維特》產生於法國大革命之前，當時歐洲的社會、文化、思想正面臨着偉大的歷史轉折，封建社會的徹底崩潰已是無可輓回，資本主義時代正在微露晨曦。人們心情騷動，思潮翻騰。梅林曾用詩一般的語言描述了那時的情景：「世界歷史的黎明時吹來的一陣清新晨風似乎把人們從沉睡的滯重束縛中喚醒；大家迎着嶄新的太陽縱聲歡呼，這太陽射出的最初的霞光開始染紅了歷史的地平綫。」但是德國的狀況卻與此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這個號稱德意志民族的神聖羅馬帝國只是虛有其名而已。國內仍是四分五裂，封建割據造成邦國林立，戰亂連綿不斷，農業、手工業、商業極端凋敝，社會十分鄙陋，封建勢力根深蒂固，人民在苦難中呻吟。對於當時德國的現狀，恩格斯作了極其精闢的論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