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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托心滿意足地去見那個保加利亞人。可他還一點不知情，顯得很高興。等鐵托告訴他，米萊蒂奇被帶走了，他才嚇得一臉煞白，半天說不出話來。他肯定知道，這人是他弄來的，在莫斯科，這將要牽扯他到什麼程度。
這一切過去之後，鐵托去見季米特洛夫，要求立刻回國。他說，領導必須在國內，而不應在國外。季米特洛夫說：「什麼領導？瓦爾特，只剩下你了，你應當回國，你是幸運的，對黨來說也是幸運的，至少你留下了，因為已經在談論解散南共。」
當時波蘭黨已經解散。
鐵托深切感謝季米特洛夫對他的信任，他懂得，他之所以在莫斯科沒有遭殃，是季米特洛夫保護了他。
1938年初，鐵托終於可以離開莫斯科了，不是去國內，而是去巴黎的流亡中央上任。路上他用的是一個加拿大護照，用的是斯皮裡敦·梅卡斯的名字。船抵哥本哈根，一名丹麥警察用英語詢問鐵托。鐵托的英語並不好，剛開始學。
警察一下就看出他不是個加拿大人，便笑着對他說：「同志，下次用加拿大護照之前，要把英語先學好。」鐵托也笑了起來，幸好這名警察是位社會民主黨人。
到達巴黎後，鐵托開展的第一項工作便是改組中央。對改組，鐵托已經形成了清晰的、成熟的思路，他認為，第一，新的中央委員會必須設在國內，這一條，他曾多次向共產國際和季米特洛夫寫信，闡明其理由；第二，新的中央主要應由國內的同志組成；第三，中央的成分應由工人占多數
國外的知識分子他只推薦喬皮奇和馬斯拉里奇兩人。在給季米特洛夫的信中，鐵托對巴黎的原中央委員逐一談了他個人的看法，他對大多數人的品格和工作予以肯定，但他堅定地認為，黨的領導工作必須依靠國內的幹部，為了防止宗派主義，也為了便于公開活動，這些幹部都應是與舊中央較少聯繫、在警察局還未掛號的年輕的革命家，他們是愛德華·卡德爾、亞歷山大·蘭科維奇、密洛凡·吉拉斯、洛拉·裡巴爾、拉德·康察爾、弗蘭茨·萊斯科舍克、莫沙·皮雅傑等人。
在中央未遷回國內之前，鐵托就已派人在國內建立了一個臨時的領導機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已經有了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塞爾維亞有了省委、黑山也有了省委、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的重要城鎮已建立了黨組織，伏伊伏丁那黨的組織工作做得最出色。南共機關報《無產者報》也正在準備復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所有的黨組織在近一年的時間裡，只遭到過兩次破壞。而兩次破壞都與米萊蒂奇的活動有關，這跟以前黨組織不斷建立、不斷遭破壞已是大不相同了。
這時的歐洲，德意法西斯的戰爭叫囂甚囂塵上。由於南共在對待法西斯侵略的危險中採取了正確的立場，整個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運動正在熱烈地開展，南共在國內人民中的威信一天天增長。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下，共產國際對南共的態度開始有了改變。特別重要的是，國內黨的臨時領導機構是團結的。
表壯不如裡壯，一個黨，內部團結一致，堅強如鋼，這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鐵托以後將越來越看清楚這一點。
1939年初，共產國際在聽取了鐵托的彙報後，決定由南共領導發表一封致全體黨員的信，向他們介紹領導班子最近發生的情況，號召全黨同派別分子進行堅決鬥爭，爭取黨的團結。接着，
3月和
6月，南共召開了兩次會議，進一步肅清了宗派主義的影響。
從此以後，黨的力量得到增強，隊伍迅速擴大。鐵托任總書記之初，南共有
6000名黨員，一年時間，發展到
12000名黨員，人數翻了一番。
共產主義青年聯盟在裡巴爾的組織下，也取得了同樣的發展。黨的最高領導層，除了鐵托、皮雅傑幾人外，几乎都是年輕人，他們與昔日的派別鬥爭沒有淵源，與莫斯科也很少有瓜葛，沒有那種老于世故、工於心計的「成熟」，他們生氣勃勃，與國內的鬥爭血肉相連。這個領導層對鐵托有一種特殊的親敬；他們都稱他為「stari」
老者、年長者，相當於中文「×老」。
1940年
10月，南共五大在薩格勒布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
105名。
這次會議是南共黨史上一次重要的會議，它標志著南共從此是一個鞏固的、團結的政黨，派別活動已經消滅。同時它既是一個與共產國際保持密切聯繫，然而又是個獨立自主開展工作的革命組織。這次會議不僅對全黨，而且對全國人民準備好迎接行將發生的戰爭具有重大意義。
會議順利召開的事實本身也證實了南共已在內部清除了污穢。會議是在警察眼皮底下舉行的，可是，開了幾天會，又辦了三周訓練班，一連幾十天集中了全國各地的黨的領導人竟無一人被捕。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這幢房子，解放後改建成了博物館。
第四章 艱苦卓絶的鬥爭
1戰爭腳步聲早在
1935年，德國威脅尚不明朗時，南斯拉夫政府奉行親德政策。
這個時期，它過去的一些小伙伴：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利益都被斯托亞迪諾維奇政府在與羅馬—柏林軸心的交易中出賣了。它陷入孤立境地，不得不依靠德意法西斯來加強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