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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伯以一個思索的神氣說道：「中國歷史上曾有像他這樣氣分的人沒有？」我們兩人都回答不了。「漸近自然」四個字大約能以形容知堂光生，然而這裡一點神秘沒有，他好像拿了一本自然教科書做參考。中國的聖經聖傳，自古以及如今，都是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這以外大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唯女子與小孩的問題，又煩惱了不少的風雅之士。我常常從知堂先生的一聲不響之中，不知不覺的想起了這許多事，簡直有點惶恐。
我們很容易陷入流俗而不自知，我們與野蠻的距離有時很難說，而知堂先生之修身齊家，直是以自然為懷，雖欲讚歎之而不可得也。偶然讀到《人間世》所載《苦茶庵小文·題魏慰晨先生家書後》有云：「為父或祖者盡瘁以教養子孫而不責其返報，但冀其歷代益以聰強耳，此自然之道，亦人道之至也。」在這個祖宗罪業深重的國家，此知者之言，亦仁者之言也。
我們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總是合禮，這個態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來，他寫給我輩的信札，從未有一句教訓的調子，未有一句情熱的話，後來將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來一看，字裡行間，溫良恭儉，我是一旦豁然貫通之，其樂等於所學也。在事過情遷之後，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觀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我常記得當初在《新月雜誌》讀了他的《志摩紀念》一文，歡喜慨嘆，此文篇未有云：「我只能寫可有可無的文章，而紀念亡友又不是可以用這種文章來敷衍的，而紀念刊的收稿期又迫切了，不得已還只得寫，結果還只能寫出—篇可有可無的文章，這使我不得不重又嘆息。
」無意間流露出來的這一句嘆息之聲，其所表現的人生之情與禮，在我直是讀了一篇壽世的文章。他同死者生平的交誼不是抒情的，而生死之前，至情乃為盡禮。知堂先生待人接物，同他平常作文的習慣，一樣的令我感興趣，他作文向來不打稿子，一遍寫起來了，看一看有錯字沒有，便不再看，算是完卷，因為據他說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覺得多無是處，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寫起倒也算了。他對於自己是這樣的寬容，對於自己外的一切都是這樣的寬容，但這其間的威儀呢，恐怕一點也叫人感覺不到，反而感覺到他的謙虛。
然而文章畢竟是天下之事，中國現代的散文，從開始以迄現在，據好些人的閒談，知堂先生是最能耐讀的了。
那天平伯曾說到「感覺」二字，大約如「冷暖自如」之感覺，因為知堂先生的心情與行事都有一個中庸之妙，這到底從哪裡來的呢？平伯乃躊躇着說道：「他大約是感覺？」我想這個意思是的，知堂先生的德行，與其說是倫理的，不如說是生物的；有如鳥類之羽毛，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也白也，都是美的，都是衛生的。然而自然無知，人類則自作聰明，人生之健全而同乎自然，非善知識者而能之歟。平伯的話令我記起兩件事來，
第一我記起七八年前在《語絲》上讀到知堂先生的《兩個鬼》這一篇文章 ，當時我尚不甚瞭然，稍後乃領會其意義，他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說：在我們的心頭住着 Du Daimone，可以說是兩個──鬼。我躊躇着說鬼，因為他們並不是人死所化的鬼，也不是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
他們或者應該說是一種神，但這似乎太尊嚴一點了，所以還是委屈他們一點稱之曰鬼。
這兩個是什麼呢？其一是紳士鬼。其二是流氓鬼。據王學的朋友們說人是有什麼良知的，教士說有靈魂，維持公理的學者也說憑着良心，但我覺得似乎都沒有這些，有的只是那兩個鬼，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這是一種雙頭政治，而兩個執政還是意見不甚協和的，我卻像一個鐘擺在這中間搖着。
有時候流氓占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徬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着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走了。可是他並不走遠，只在弄頭弄尾探望，他看紳士領了我走，學習對淑女們的談吐與儀容，漸漸地由說漂亮話而進于擺臭架子，於是他又趕出來大罵云云……這樣的說法，比起古今的道德觀念來，實在是—點規矩也沒有，卻也未必不最近乎事理，是平伯所說的感覺，亦是時人所病的「趣味」二字也。
再記起去年我偶爾在一個電影場上看電影，系中國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個碼頭工人的女兒為得要孝順父親而去做舞女，我坐在電影場上，看來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藝術，無論高能的低能的，總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傳的，由中國舊戲的臉譜以至于歐洲近代所謂不道德的詩文，人生舞台上原來都是負擔著道德之意識。當下我很有點悶窒，大有呼吸新鮮空氣之必要。這個新鮮空氣，大約就是科學的。於是我想來想去，彷彿自己回答自己，這樣的藝術，一直未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