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賊課《史記‧酷吏傳》：「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此漢世所名為盜賊課，而為法之敝已盡此數言中矣。《漢書》言張敝為山陽太守，遼東盜賊並起，上書自請治之。言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課諸事亦略如此。久處閒郡，願徙治劇。夫未得之盜猶有七十七人，而以為郡內清治。”豈非宣帝之用法寬于武帝時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盜群起，遣綉衣之使持斧斷斬于郡國，乃能勝之。而宣帝之世帶牛佩犢之徒，皆驅之歸於南畝。卒之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是則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與刀筆筐篋之士議也。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群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纏，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禁兵器王莽始建國二年，禁民不得挾彎鎧，徙西海。隋煬帝大業五年，制民間鐵叉、搭鈎、柔刃之類皆禁絶之，尋而海內兵興，隕身失國。元世組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漢民持鐵尺、手撾及杖之有刃者，悉輸于官。六月戊申，括諸路馬，凡色目人有馬者三取其二，漢民悉人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已，括三下馬，一品、二品官許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順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凡有馬者拘入官，已而群盜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東分省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一員，每縣添設主薄一員，專率義兵以事守禦。故劉文成有詩曰：「他時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習鼓鼙。」鳴呼！「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古之聖王則既已言之矣。

漢武帝時，公孫宏奏言：「禁民毋得挾弓弩。吾丘壽王難之，以為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彎之過也。」「誠能明教化之原，而帥之以為善，保家之道，則家有鶴膝，戶有犀渠，適足以誇國俗之強。」而不至導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實兼河渠一志，亦可謂詳而有體矣。蓋唐時為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期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為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絶于冊。而今之為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義焉得而無水旱乎？崇幀時，有輔臣徐光啟作書，特詳于水利之學。而給事中魏呈潤亦言：「《傳》曰『雨者，水氣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木也。夫子之稱禹也曰：『儘力乎溝洫。』而禹自言亦曰“『後畎澮，距川。』古聖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遺乎其小如此。自乾時著于齊人，枯濟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讀，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

劃門縣，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門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人，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即漢時河東太守番系之策。《史記‧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競以獲利。是以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俊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