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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今制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羊》、《谷梁》二傳並不列于學官。杜氏《通典》：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博士三人，其餘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荀崧上疏言：「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周易》有鄭氏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于禮特明，皆有證據。昔周之衰，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孔子歿，丘明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多可採用。谷梁赤師徒相傳，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不載，亦足有所訂正。臣以為《三傳》雖同曰《春秋》，而發端異越，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唐貞觀九年五月，敕自今以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于本色內量減一選。開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無璀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谷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並貢人預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谷梁》，並請帖十通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唐書》：開元十六年十二月，楊為國子祭酒，奏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及《公羊》、《谷梁》殆將廢絶，請量加優獎。」於是下制：「明經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如此其急，而今乃一切廢之，蓋必當時之士子苦四經之難習，而主議之臣徇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也。自漢以來。豈不知經之為五，而義有並存，不容執一，故三家之學並列《春秋》。至于《三禮》，各自為書。今乃去經習傳，尤為乖理。苟便己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于此。經學日衰，人材日下，非職此之由乎？
《宋史》：「神宗用王安石之言，士各占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朱文公《乞修〈三禮〉札子》：「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于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性、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己甚。」是則《禮記》之廢乃自安石始之，至于明代，此學遂絶。朱子又作《謝監岳文集序》曰：「謝綽中，建之政和人。先君子尉政和，行田間，聞讀書聲，入而視之，《儀禮》也。以時方專治王氏學，而獨能爾，異之，即與俱歸，勉其所未至，遂中紹興三年進士第。」在宋已為空谷之足音，今時則絶響矣。
○考次經文《禮記‧樂記》「寬而靜」至「肆直而慈」一節，當在「愛者宜歌商」之上，文義甚明。然鄭康成因其舊文，不敢輒更，但注曰：「此文換簡，失其次，『寬而靜』宜在上，『愛者宜歌商』宜承此。」
《書‧武成》定是錯簡，有日月可考。蔡氏亦因其舊而別序一篇，為今考定《武成》最為得體。
其他考定經文，如程子改《易‧繫辭》「天一地二」一節，于「天數五」之上；《論語》「必有寢衣」一節，于「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蘇子瞻改《書‧洪範》「曰王省惟歲」一節，于「五曰曆數」之下；改《康誥》至止於信”于「未之有也」稽首之上。朱子改《大學》「曰《康誥》至止於信」于「未之有也」之下；改「《詩》雲『瞻彼淇澳』」二節，于「止於信」之下；《論語》「誠不以富」二句，于「齊景公有馬千駟」一節之下；《詩‧小雅》以《南陔》足《鹿鳴之什》，而下改為《白華之什》，皆至當，無復可議。後人效之，妄生穿鑿。《周禮》五官，互相更調。而王文憲。作《二南相配圖》、《洪範經傳圖》，重定《中庸章句圖》，改《某棠》、《野有死麇》、《何彼矣》三篇于王風。仁山金氏本此，改「斂時五福」一節于「五曰考終命」之下，改「惟闢作福」一節于「六曰弱」之下。使鄒、魯之《書》傳于今者，幾無完篇，殆非所謂「畏聖人之言」者矣。
董文清槐改《大學》「知止而後有定」二節于「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和」，而傳止於九章，則《大學》之文元無所闕，其說可從。
鳳翔袁楷謂：「《文言》有錯入《繫辭》者『鳴鶴在陰』已下七節，自『天祐之』一節，『憧憧往來』已下十一節，此十九節皆《文言》也，即『亢龍有悔』一節之重見，可以明之矣。」遂取此十八節屬於「天玄而地黃」之後，于義亦通。然古人之文，變化不拘，況《六經》出自聖人，傳之先古，非後人所敢擅議也。
●卷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