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几乎不算什麼親戚，不過，如果要硬拉，當然也是親戚，但是關係非常遠，以致現在已無法理清了。我在國外有一次曾經寫信給將軍夫人，但是沒有給我回信，我仍然認為回國後有必要建立起關係。我現在對您做這一解釋，是為了使您不再懷疑，因為我看到，您始終還是不放心。您去報告是梅什金公爵，報告本身就看得出我拜訪的原因，接見——很好，不接見——也許也很好，只不過似乎不可能不接見：將軍夫人當然想見，自己家族長輩的唯一代表，她很看重自己的家族出身，我確切地聽人家這樣議論她。」
公爵的話似乎是最簡單不過的了，可是他越簡單，在此種場合下便變得越加不可思議，頗有經驗的僕人不能不感覺到某種言談舉止，它對一般人來說完全是合乎禮節的，而在客人與僕人間就完全是不合乎常規了，因為僕人比他們的主人一般所想象的要聰明得多，於是僕人便想到，這裡不外是兩件事：要麼公爵是個不屑一顧的瘋子，一定是來告窮求援的；要麼公爵是個傻瓜，沒有自尊心，因為聰明、自尊的公爵是不會坐在前廳並跟僕人談自己的事的。這麼說來，不論是這種還是那種情況，是否得由他擔責任呢？
「您還是請去會客室吧，」他儘量堅決地說。
「要是坐那裡的活，就不會向您解釋這一切了，」公爵快活地笑了起來，「這麼說，您瞧著我的風衣和包裹，還是不放心。也許，現在您已沒什麼必要等秘書了，還是自己去報告吧。」
「像您這樣的來訪者，沒有秘書我是不能通報的。何況剛纔大人還親自吩咐，上校在的時候，無論誰來都不要騷擾他們，而加夫里拉·阿爾達利維奇無須稟報就可進去。」
「是官員嗎？」
「加夫里拉·阿爾達利翁諾維奇嗎？不是，他在公司裡供職，您哪怕把包裹放在這裡也好。」
「我早就想到了，只要您允許。還有，我可以把風衣也脫掉嗎？」
「當然，不能穿著風衣進去見他呀！」
公爵站起身，急忙脫下風衣，只剩下已經穿舊但相當體面、縫製精巧的上衣，背心上掛着一條鋼鏈，鋼鏈上是一隻日內瓦的銀表。
僕人已經認定，公爵是個傻瓜，但將軍的僕人仍然覺得，畢竟繼續與訪者交談是不合禮節的，儘管不知為什麼他喜歡公爵，當然、僅就某一點來講是這樣，但是，從另一種觀點來看，公爵又激起了他的斷然的和不該有的憤感。
「那麼，將軍夫人什麼時候接見客人？」公爵又坐到原來的地方問。
「這已經不是我的事了。接見沒有規定，要看是什麼人，女裁縫
11點鐘也准許進去，加夫里拉·阿爾達利翁維奇也比別人早允准進去，甚至還允准進去吃早餐。」
「你們這裡冬天房間裡要比國外暖和，」公爵說，「但是那裡街上比我那兒暖和，而冬天屋子裡....俄羅斯人因為不習慣是無法生活的。」
「不生火嗎？」
「是的，房子結構也不一樣，也就是爐子和窗戶不一樣。」
「噢！您去了很久嗎？」
「有四年，不過，我几乎老在一個地方獃着，在農村。」
「不習慣我們的生活了，是嗎？」
「這倒是真的，相信不，我對自己也感到奇怪，沒有忘記怎麼說俄語，現在跟您在說話，而自己卻在想：‘我可說得挺好。」也許，因此我才說這麼多話。真的，從昨天起就老是想說俄語。”
「嗯！嘿！從前在彼得堡住過嗎？」（不論僕人怎麼剋制自己，卻不可能不維繫這樣彬彬有禮的客氣的談話）。
「彼得堡？几乎根本沒有住過，只是路過，過去一點也不瞭解這兒的情；現在聽說了許多新鮮事，據說，即使是原來瞭解彼得堡的人，也得重新瞭解，現在這裡談審理案件談得很多。」
「嗯！....審案子，審案倒確是審案。那裡怎麼樣，是否更公正些？」
「我不知道。關於我們的審案，我倒是聽到許多好話，比如，我們現在又沒有死刑了。」
「那邊判死刑嗎？」
「是的，我在法國看見過，是在里昂，是施奈德把我帶到那兒去的。」
「把人絞死？」
「不，在法國一直是砍頭。」
「那麼犯人叫喊嗎？」
「哪裡會喊？一霎那的時間。那是用一種叫斬首機的機器來執行死刑的，把人往裡一放，一把大刀就落下來了，又重又有力量....眼睛也來不及眨一下，頭顱就掉下來了。準備工作是很沉重的。宣佈判決，給犯人收拾停當，捆綁好，送上斷頭台，這才可怕呢！人們跑攏來，甚至還有婦女，雖然那裡不喜歡婦女來看殺人。」
「這不是她們的事。」
「當然，當然！這是多麼痛苦的事情！....有個罪犯人很聰明，膽子大，也強悍，有些年紀了，姓列格羅。我講給您聽，信不信由您。他一邊走上斷頭台，一邊哭着，臉色白得像張紙。難道能這樣？難道不可怕嗎？誰會因恐懼而哭泣？我甚至沒有想到，一個不是孩子的人，而且從來也不哭的
45歲的漢子，竟會因恐懼而哭泣，此刻他的心裡會發生什麼情況，會使它發生怎樣的痙攣？這只是對心靈的，而不是別的。《聖經》上說：『不要殺人，』那麼因為他殺了人，就要將他殺死嗎？不，不能這樣。我是一個月前看見這事的，可至今此景象尚浮現在眼前，夢見過五回。」
公爵講這些的時候，甚至激奮起來，淡淡的紅暈漾起在他那蒼白的臉上，儘管他說話仍像原來那樣平和。僕人懷着同情和興趣注視着他，似乎他不想離開他，也許，他也是一一個富於想象和試圖思考的人。
「好在掉腦袋那一會沒有受很多痛苦，」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