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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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烏托邦，我們得承認，一打仗就離開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領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採用了戰爭的方式，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來，但卻和過去一般行動。它本是純潔的思想，卻變為粗暴的行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夾雜了暴力，對這暴力它應當負責；這是權宜之計的暴力，違反原則必定受到懲罰。起義式的烏托邦，手中拿着老軍事規章戰鬥；它槍殺間諜，處死叛徒，它消滅活人並將他們丟入無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這可是嚴重的事情。似乎烏托邦對光明已喪失信心，光明本是它無敵的永不變質的力量。它用利劍打擊，然而沒有一種利劍是單刃的，每把劍都有雙刃，一邊傷了人，另一邊便傷了自己。

作出了這種保留之後，並且是嚴肅的保留之後，我們不得不讚頌不論他們成功與否這些為了未來而戰斗的光榮戰士，烏托邦的神甫。即使失敗了，他們仍是可敬的，也許正因為失敗了，所以更顯得威嚴。一個符合進步的勝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個英勇的失敗更應該得到人民的同情。一個是宏偉的，另一個是崇高的。我們賞識犧牲者遠勝於成功者，我們認為約翰·布朗比華盛頓偉大，比薩康納比加里波的偉大。

總得有人支持戰敗者。

人們對這些為了未來而努力從事、以失敗告終的偉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們責怪革命者散佈恐怖，每個街壘好象都在行兇。人們指責他們的理論，懷疑他們的目的，擔心他們別有用心，並譴責他們的意識。人們責備他們不該抗拒現存的社會制度，不該豎起、築起並造成大量貧窮、痛苦、罪惡、不滿和絶望，不該從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塊，築起雉堞來進行鬥爭。人們向他們叫喊：「你們把地獄的鋪路石都拆毀了！」他們可以回答：「這正說明我們築街壘的動機是純正的。」①

最妥善的辦法當然是和平解決。總之，我們得承認，當我們見到了鋪路石時，就會聯想起那只熊②來，社會在為這種好心腸而擔憂。但社會應該自己拯救自己；我們向它的善意呼籲，不需要劇烈的藥劑，通過友好協商來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癒它，這是我們對社會的勸告。

①法國有句諺語：「地獄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動機鋪砌的。」這句話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動機的人幹了壞事」。

②拉封丹寓言《熊和園藝愛好者》中的主角，這只熊想趕走朋友鼻子上的蒼蠅，他用石頭砸蒼蠅，結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無論如何，這些人，在世界的各個角落，目光注視着法國，並以理想的堅定邏輯，為了偉大的事業而戰鬥。他們即使倒下，特別在倒下的時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們為了進步無償地獻出自己的生命，他們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動。到了一定的時刻，象演員到了要接台詞時那樣，大公無私、照上天劇情所安排的那樣去進入墳墓。這個沒有希望的戰鬥，和這泰然自若的消失，他們都能接受，為的是要把從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開始的這一不可抗拒的人的運動，發展到它那輝煌而至高無上的世界性的結局為止。這些士兵是傳教士，法國革命是上帝的行動。

再說，在另一章裡已經指出的區別之外，還應增加下面這一區別：有被人接受的起義，這稱之為革命，也有被人否定的革命，這稱之為暴動。一個起義的爆發，就是一種思想在人民面前接受考驗，如果老百姓擲下黑球，這思想就是一個枯萎的果子，起義便成為輕舉妄動了。

每當空想願意變成事實時，那時一聲召喚，便立即進行戰爭，但這不是老百姓的作風，這些民族不是時刻都有着英雄和烈士氣質的。

他們講究實際。他們一開始就對起義有反感，第一，因為起義的結果經常是一場災難；第二，因為起義的出發點經常是抽象的。

因為，盡忠者總是，並且也僅為理想而獻身，這一點很高尚。起義是狂熱的表現。狂熱的頭腦可以發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針對政府或政體的起義，矛頭都對得更深遠。譬如，我們要強調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義領袖，尤其是麻廠街的激進青年所攻擊的，並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數人，在坦率交談時能公正地對待這個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間的君王的優點，沒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們所攻擊的是世襲神權王位的旁支，正如他們在查理十世身上攻擊的是嫡系。我們已經解釋過，他們推翻法國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對人的篡奪和特權對人權的篡奪。巴黎如果沒有君王，其結果就是世上將沒有暴君。他們是如此推論的，他們的目標肯定很遙遠，可能很模糊，他們在困難面前退卻，但他們是偉大的。

情況就是這樣。人們為這些幻影獻身；對獻身者來說，這些幻影几乎總是些夢想，總之，是些混淆了人類堅定信念的夢想。起義者把起義鍍上了金又把它詩意化了。人們一頭紮進這一悲慘事件中去，並被即將從事的事業所陶醉。誰知道呀！也許會成功。他們人數少，要和整整一支軍隊對抗，但他們為了保衛人權和自然法，保衛每個人不可放棄的主權，保衛正義、真理，必要時他們可以象那三百個斯巴達人一樣死去。他們想到的不是堂吉訶德，而是萊翁尼達斯，他們勇往直前，既已投入戰鬥，就不後退，低着頭往前衝，希望獲得空前的勝利，更為完善的革命，恢復了自由的進步，希望人類更加偉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壞也無非是塞莫皮萊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