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那些善於偽稱於己有利的意圖為實際需要的聰明政治家的說法，革命後的人民最迫切需求的，就一個君主國的人民來說，便是找一個王室的後裔。這樣，他們認為，便能在革命以後享有和平，就是說，享有醫治創傷和修補房屋的時間。舊王朝可以遮掩腳手架和傷兵醫療站。
但是要找到一個王室的後裔不總是那麼容易的。
嚴格地說，任何一個有才能的人，或者，甚至任何一個有錢的人都夠格當國王。波拿巴是前一種例子，伊土比德①是後一種例子。
①伊土比德（Iturbide），墨西哥將軍，一八二一年稱帝，一八二四年被處決。
可是並非任何一個家族都可以拿來當作一個王族的世系。還得多少有點古老的根源才行，幾個世紀的皺紋並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形成的。
假使我們站在那些「政治家」的觀點去看當然，我們要保留自己的全部意見，在革命以後，從革命中產生出來的國王應當具備哪些優越條件呢？他可以是並且最好是革命的，就是說，親自參加過這次革命的，在那裡面插過手的，不問他是否敗壞或建立了聲望，不問他使過的是斧子還是劍。
一個王裔應當具備哪些優越條件呢？他應當是民族主義的，就是說，不即不離的革命者，這不是從他具體的行動看，而是從他所接受的思想看。他應和已往的歷史有淵源，又能對未來起作用，並且還是富於同情心的。
這一切便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革命能滿足於選擇一個人，克倫威爾或拿破崙；而後來的革命卻非選擇一個家族不可，不倫瑞克家族或奧爾良家族。
這些王室頗象印度的一種無花果樹，這種樹的枝條能垂向地面，並在土裡生根，成為另一棵無花果樹。每一根樹枝都能建成一個王朝。唯一的條件是向人民低下頭來。
這便是那些機靈人的理論。
因而出現了這樣的偉大藝術：使勝利多少響起一點災難的聲音，以使利用勝利的人同時也為勝利發抖，每前進一步便散佈一點恐怖氣氛，拉長過渡工作中的彎路以使進步遲緩下來，沖淡初現的曙光，指控和遏制熱情的謀劃，削平尖角和利爪，用棉花摀住歡呼勝利的嘴，給人權穿上龍鍾肥厚的衣服，把魁偉高大的人民裹在法蘭絨裡，叫他們趕快去睡覺，強迫過分健康的人忌口，教鐵漢子接受初癒病人的飲食，挖空心思去做分化瓦解的工作，請那些害遠大理想病的人喝些摻了甘草水的蜜酒，採取種種措施來防止過大的成功，替革命加上一個遮光罩。
一八三○年便採用了這種一六八八年①在英國已使用過的理論。
①一六八八年奧倫治家族取代斯圖亞特家族登上英國王位。
一八三○是一次在半山腰裡停了下來的革命。半吊子進步，表面的人權。邏輯可不懂得什麼叫做差不離，絶對象太陽不承認蠟燭那樣。
是誰使歷次革命停留在半山腰呢？資產階級。
為什麼？
因為資產階級代表滿足了的利益。昨天是餓，今天是飽，明天將是脹。
出現在一八一四年拿破崙下台以後的情況又出現在一八三○年查理十世之後。
人們錯誤地把資產階級當作一個階級。資產階級只不過是人民中得到滿足的那一部分人。資產階級中的人是那種現在有時間坐下來的人。一張椅子並不是一個社會等級。
但是，由於過早地要求坐下，人們甚至要停止人類前進的步伐。這向來是資產階級犯下的錯誤。
人並不因為犯一次錯誤而成為一個階級。利己主義不是社會組織的一部分。
並且，說話應當公正，即使對利己主義，也應當如此；在一八三○年的震動以後，人民中間所謂資產階級那一部分人所指望的並不是由淡漠和懶惰所構成並含着一點羞愧心情的那種無所作為的局面，也不是那種類似沉沉入夢暫忘一切的睡眠，而是立定。
立定，這個詞兒，含有一種奇特的並且几乎是矛盾的雙重意義：對行進中的部隊來說是前進，對進駐來說是休整。
立定，是力量的休整，是拿着武器的警覺的休息，是佈置哨兵進行防衛的既成事實。立定，意味着昨天的戰鬥和明天的戰鬥。
這是一八三○和一八四八的中間站。
我們在這兒所說的戰鬥也可以稱為進步。
因此，無論對資產階級或對政治家們來說，都必須有一個人出來發佈這個命令：立定。一個「雖然·因為」。一個既表示革命又表示穩定，換言之，一個能以其調和過去和未來的顯明力量來鞏固現在的兩面人。
這個人是「現成擺着的」。他叫路易－菲力浦·德·奧爾良。
二二一人便把路易－菲力浦捧上了王位。拉斐德主持了加冕典禮。他稱他為「最好的共和國」。巴黎市政廳代替了蘭斯的天主堂。①這樣以半王位代替全王位便是「一八三○年的成績」。
①法國革命前國王在蘭斯的教堂裡舉行加冕禮。
那些機靈人的大功告成以後，他們的靈藥的大毛病便出現了。這一切都是在無視于絶對人權的情況下進行的。絶對人權喊了一聲：「我抗議！」緊跟着，一種可怕的現象，它又回到黑暗中去了。
三路易－菲力浦
革命有猛烈的臂膀和靈巧的手，打得堅定，選得好。即使不徹底，甚至蛻化了，變了種，並且降到了雛形革命的地位，例如一八三○年的革命，革命也几乎必定能保住足夠的天賦的明智，不至于走投無路。革命的挫折從來不會是失敗。
但我們也不能過于誇大，革命也一樣能犯錯誤，並且有過嚴重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