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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說，皮埃爾·格蘭古瓦對紅衣主教大人駕臨的不愉快印象，既無怨恨，也不藐視。恰好相反，我們這位詩人對人情世故懂得太多了，破褂兒的補丁也太多了，不會不格外重視他所寫的序詩裡那許多暗喻，特別是對法蘭西雄獅之子王儲的頌揚，能讓萬分尊貴的大人親耳垂聞。然而，在一切詩人的崇高天性中，占支配地位的並非私利。我假設：詩人的實質以十這個數來表示，那麼毫無疑問，一個化學家若對其進行分析和劑量測定，如同拉伯雷所言，便會發現其中私利只占一分，而九分倒是自尊心。然而，在那道門為紅衣主教大人打開的當兒，格蘭古瓦的九分自尊心，被民眾的讚譽之風一吹，一下子膨脹起來，腫大起來，其迅速擴大的程度簡直不可思議，剛纔我們從詩人氣質中區分出來那難以覺察的私利微量分子，彷彿受到窒息，逐漸消失了。話說回來，私利是寶貴的成份，由現實和人性構成的壓艙物，假如沒有這壓艙物，詩人是無法觸及陸地的。且說每當格蘭古瓦的婚慶讚歌各部分一出現無以類比的宏論，全場觀眾固然都是賤民，但又何妨！無不為之張口結舌，獃若木鷄，簡直個個像活活被悶死一般，格蘭古瓦感覺到、目睹到、甚至可以說觸摸到觀眾的這種熱烈的情緒，完全陶醉了。我敢說，他自己也在消受全場這種無尚的歡樂；如果說，拉封丹在看見自己的喜劇《佛羅倫薩人》上演時，問道：「這部烏七八糟的東西是哪個下流坯寫的呀？」那麼正好相反，格蘭古瓦倒樂意問一問他身旁的人：「這部傑作是誰寫的呀？」因此，紅衣主教突然大煞風景的駕臨給格蘭古瓦造成的效果如何，我們現在便可想而知了。
他所擔心的事情卻真的發生了。主教大人一進場，全場頓時混亂起來。人人把腦袋轉向看台，異口同聲一再喊道：
「紅衣主教！紅衣主教！」別的再也聽不見了。可憐的序詩再次霍然中斷了。
紅衣主教在看台的門檻上停了片刻，目光相當冷漠，慢慢環視着觀眾，全場的喧閙聲益發猛烈了。個個爭先恐後，競相伸長脖子，好超出旁人的肩膀，把他看個明白。
這確實是個了不起的人物，觀看他比觀看其他任何喜劇都值得。他，查理，波旁紅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和伯爵，高盧人的首席主教，其弟皮埃爾是博熱的領主，娶了國王的大公主，因而紅衣主教大人與路易十一是姻親，其母是勃艮第的阿妮絲郡主，因而與魯莽漢查理也是姻親。然而，這位高盧首席主教的主要特徵，獨具一格的明顯特徵，還在於他那種善於阿諛奉承的德性和對權勢的頂禮膜拜。不難想見，這種雙重的裙帶關係給他惹了數不清的麻煩，而且他那心靈小舟不得不頂風逆浪，迂迴曲折行駛于塵世的形形色色暗礁之間，才能避免撞到路易和查理這兩座有如夏裡德和西拉險礁，重蹈內穆公爵和聖波爾統帥的厄運而粉身碎骨。謝天謝地，他總算在這種驚濤駭浪的橫渡中相當順利地得以脫身，平安抵達了羅馬。不過，儘管他已抵港，並且正因為他已停舶在岸，回顧自己如此長期擔驚受怕、歷盡艱辛的政治生涯中能次次僥倖逃生，不免一直仍有餘悸。因此，他常說一四七六年是他黑白的一年，意思是說這一年裡他喪失了母親波旁內公爵夫人和表兄弟勃艮第公爵，而且在這兩個喪事中，不論哪個喪事都可以給他因另一個喪事而帶來安慰。話說回來，這是一個好人，過着紅衣主教那種輕鬆愉快的日子，樂於享受夏伊奧的王家美酒佳釀，逍遙自在；對麗莎德·卡穆瓦茲和托瑪斯·薩伊阿德這類煙花女子並不仇恨；寧可佈施妖艷的少女，不願施捨老太婆；正是由於這種種原因，巴黎小民百姓覺得他挺討人喜歡的。他走動起來，身邊總是圍着一小群主教和住持，個個出身名門望族，風流倜儻，放蕩不覊，隨時吃喝玩樂；何止一回，奧塞爾聖日耳曼教堂的老實虔誠的信女們，晚上經過波旁府邸燈火輝煌的窗下，聽見白天給她們念晚禱經文的那些嗓音，此時正在觥籌交錯的響聲中朗誦教皇伯努瓦十二那句酒神格言，不由感到憤慨，正是這位教皇在三重冠冕上又加了第三重冠：讓我們像教皇那樣暢飲吧！
也許正是由於這種如此合情合理所取得的民望，他走進場來，嘈雜的群眾才沒有轟他，儘管他們剛纔是那樣的不滿，儘管就在即將選舉另一位教皇的這個日子，他們對一位紅衣主教並沒有多少敬意。不過，巴黎人一向極少記仇，再說，擅自迫使開演，好心的市民們已經滅了紅衣主教的威風，對這一勝利也就心滿意足了。況且，波旁紅衣主教大人儀表堂堂，穿著一件華麗的大紅袍，整整齊齊；就是說，他得到所有女子的好感，因而等於得到了觀眾中最優秀一半人的擁護。
一位紅衣主教相貌出眾，大紅袍又穿得規矩，只由於他耽誤了演出而去噓他，當然有失公正，而且品味也太低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