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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一面探測自己，一面觀察別人，來尋求這種種不同的生活方式究竟是從何而來的時候，我發現生活方式大部分是由外界事物的先入印象決定的。我們不斷地被我們的感官和器官改變着，我們就不知不覺地在我們的意識、感情、乃至行為上受到這些改變的影響。我蒐集的許許多多明顯的觀察資料都是沒有爭論餘地的；我覺得這些觀察資料，由於它們是合乎自然科學原理的，似乎很能提供一種外在的生活準則，這種準則隨環境而加以變通，就能把我們的心靈置於或維持于最有利於道德的狀態。如果人懂得怎樣強制生理組織去協助它所經常擾亂的精神秩序，那麼，他就能使理性不出多少偏差，就能阻止多少邪惡產生出來啊！氣候、季節、聲音、顏色、黑暗、光明、自然力、食物、喧囂、寂靜、運動、靜止——它們都對我們這部機器產生作用，因此也就對我們的心靈產生作用；它們都為我們提供無數的、近乎無誤的方法，去把我們聽其擺佈的各種感情從其起源之處加以控制。這就是我的基本思想，我已經把綱要寫出來了，並且我希望，對稟性良好，真誠地愛道德而又提防自己軟弱的人們，我這個思想是準能產生效力的，我覺得用這個思想能很容易寫出一部讀者愛讀、作者愛寫的有趣的書來。然而，這部題為《感性倫理學或智者的唯物主義》的著作，我一直沒有在上面花多少工夫。許多紛擾——讀者不久就會知道其中原因的——阻止了我專心去寫，人們將來也會知道我那份綱要的命運如何，它是出乎意料地與我自身的命運密切關聯着的。
除了上述這些外，我從若干時候以來就思考着一種教育學說，這是舍農索夫人請我這樣做的，因為她丈夫對兒子的教育使她為自己的兒子非常擔憂。雖然這問題本身不那麼合我的口味，可是友誼的權威使我對這個問題比對所有其他問題都更關心。所以，在我方纔說到的所有題目之中，這是我唯一取得成果的一個。我寫這個題目時所期望取得的結果。似乎應該給作者帶來另一種命運。但是在這裡還是不要過早地談這個叫人傷心的問題吧；在本書的以後各章裡，我將不得不談到它的。
所有這種種計劃都為我散步時提供了沉思默想的材料：我想我已經說過，我只能一面走着，一面沉思；一停步，我也就不能思考了；我的腦筋只有跟我的雙腳一齊開動。然而我也曾採取預防措施，為下雨的日子準備了一個室內工作。這就是我的《音樂辭典》。辭典的材料既凌亂，又殘缺，又不成樣子，使這部作品几乎有重寫的必要。我帶來了幾部為重寫而需用的書籍；前此我已經費了兩個月的時間從其他書籍摘錄了許多東西。這些書籍都是別人從王家圖書館借給我的，其中有幾種，人家甚至還允許我帶到退隱廬來。這就是我儲備的工作，當天氣不容許我外出的時候，或者抄樂譜抄厭了的時候，我就在家裡編纂。這種安排對我太合適了，所以不論是在退隱廬，還是在蒙莫朗西，甚至後來在莫蒂埃，我一直是這樣做的。我是在莫蒂埃完成這項工作的，同時還做了別的一些工作，因為我始終覺得變換工作是一種真正解除疲勞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