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頁
因此，可以說家庭是政治社會的第一模式：父之於統治者，子女之於百姓草民；他們都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但他們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放棄了自由。其間唯一的差別是，家庭中，父對子的呵護贏得衷心的愛；而在國家，統治者有的只有發號施令的痛快，但沒有對百姓的愛。
葛羅休斯【譯註
1】以奴隷為例來否認人的權力是為了被統治的草民的利益。他的邏輯的老套是把權利建立於存在的事實之上【原注
1】。就算有人用更邏輯的推理方法，其結論都不會對暴君更加有利。
根據葛羅休斯，到底是人類屬於某百來號人，還是這百來號人屬於人類，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貫穿其全書，他好象是傾向于前一觀點，也就是霍布士【譯註
2】的觀點。於是，人類被分成了若干牛群，每群都有一個統治者來看守，並最終宰割吞食他們。
既然牧人天然優越于牛群，人的牧者－統治者，也就天然優於其治下的人民。如菲羅（Philo）之言，這就是卡里古拉大帝【譯註
3】的邏輯。如此類推的結論就是，要麼王者是神氏，要麼百姓是牲口。
卡里古拉大帝的思維和葛羅休斯霍布士如出一轍。在他們之前，亞里斯多德也說人是天生不平等的，有人生而為奴，有人生而為主。
亞里斯多德當然是對的，只是他錯把結果當成了原因。身處奴隷制中的人理所當然生而為奴。奴隷在其鎖鏈中失去了一切，包括他們嚮往自由的願望；他們愛自己的枷鎖，就象尤里西斯（Ulysses）的夥伴愛好自己的野蠻【原注
2】。如果天生的奴隷還能夠存在，就是因為曾幾何時有過被迫的奴隷。暴力產生了第一代奴隷；而他們的怯懦成全了奴隷制。
我還沒有說亞當王或諾亞大帝【譯註
4】，清本還源之下，他算是三大君王國之父，三國象撒旦的子嗣一樣瓜分了世界；有些學者還能認出自己和他們的出身淵源。對此我得有所節制，因為我也是這三大君王國的直親後裔，好象還是那較長的一族，可有誰能用這些名目來立我為人類之合法帝王呢？僅管如此，不能否認亞當曾主宰過世界，誠如魯賓孫曾主宰過他的小島，只要他是小島唯一的居民；如此帝國的好處就是王國在其治下沒有反叛、戰爭、或陰謀。
【原注
1】『學來的對公共權利的研究往往是過往濫調的歷史；對他們的學習太過深入是毫無好處的迷戀。』（《論法國對鄰國關係中的利益》，Marquis d’Argenson）。這正是葛羅休斯的做為。【原注
2】參看Plutarch的短文《思考的動物》。【譯註
1】Grotius，公元
1583－
1645。荷蘭哲學家，著有《戰爭和平之法則》。【譯註
2】Hobbes，公元
1588－
1679。英國哲學家，他關於社會契約的學說，引起其他哲人如洛克、斯賓若莎、盧梭的進一步研究。盧梭在此對Hobbes的批判並不符合事實。【譯註
3】Caligula，公元
12－
41。羅馬皇帝。在位三年，因殘暴無度被刺。【譯註
4】此論是針對某種理論，認為君主之王權可以導自《聖經舊約》中之亞當。
《社會契約論》第一冊第三章
至強者的權利
至強者，莫不希望把自己的力量轉變成為權利，他人的服從轉變成責任，唯此，它才能真正的至強，才能維護它的長治久安。因此，至強者的權利，雖然聽來帶著反諷，被認為是現實中的一個基本準則。但是此說之真正含義又是如何？在力量中我看不出它如何能導致任何道德。面對暴力而讓步不過是一種必需而已，其中沒有意願；至多，那是一種審慎。它又如何能成為責任？
不妨假設此種所謂「權利」是存在的。我要說從此不能導出任何有意義的東西。如果暴力產生權利，結果就要隨着原因而改變：任何比第一個強權更強大的暴力就可接過這種權利。一旦反叛而不會受罰，就得以合法的反叛，既然至強者掌握著真理，人就必須儘力地變得強大起來。一個隨着力量而消長的權利，這會是什麼東西嘛？如果人是被迫服從的，他沒有任何義務這樣做。顯然，「權利」一詞不為力量帶來任何新的東西；從此角度上，它毫無意義。
「服從暴力」。如果這說的是「讓步于暴力」，這樣的格言雖然膚淺，還可說是放之四海而皆準。一切力量來自于上帝。我承認；但一切病痛也是源自上帝。難道我們就因此不能請醫生了嗎？如果我在森林裡為匪徒所攔，被迫給其以金錢，要是我還能保住這些錢，我是否還有道德義務把錢送給匪人呢？畢竟，槍口之下也是一種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