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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基(
1311-
1375)，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末進士，官至浙東行省郎中，後受排斥去官歸里。至正二十年與宋濂同受朱元璋徵召，深受倚重，成為開國功臣之一。後被朱元璋毒害。
他是詩文兼長的作家。他在元末寫的《鬱離子》用寓言形式表現了他淵博的學識和富有創造性的思想。他的思想雖以儒家為主導，但也融合了道家、法家的某些觀點。在「天地之盜」一章中他說：「人，天地之盜也，天地善生，盜之者無禁。」「春而種，種而收，逐其時而利其生；高而宮，卑而池，水而舟，風而帆，曲取之無遺焉，而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這是積極地鼓勵人們利用自然來發展生產。他又指出由於統治者的殘酷壓榨剝削，於是「天地之盜息而人之盜起」，他又提出緩和剝削壓迫以發展生產的主張，「遏其人盜，而通其為天地之盜」。這在古代，的確是相當傑出的思想。在「楚有養狙以為生者」一章裡，他發展了莊子「狙公賦芧」寓言的思想，揭穿了統治階級欺騙、剝削、壓迫人民，必然要遭到覺悟的人民的反對：
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或不給，則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違也。一日有小狙謂眾狙曰：「山之果，公所樹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與‧」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彼而為之役乎‧」言未既，眾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攜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餒而死。
劉基的《鬱離子》寫於農民起義浪潮席捲大江南北的時期，這一段寓言正反映這個歷史時期的現實。在「鬱離子之馬孳得駃騠」、「穆天子得八駿」等章中，他也揭露了元朝以種族分等用人政策的不合理，勢必自取滅亡。劉基是地主階級中較有遠見的人，他之所以說出這些話，只是為了向統治階級敲起警鐘，決不是為人民說話。在「鬱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等章中，他就向統治者獻納了鎮壓農民起義的策略。他後來入明，作為「佐命功臣」，也極力勸導朱元璋離開農民立場，保衛地主階級利益。
和《鬱離子》的深奧複雜的內容不同，他也寫過一些較為淺近的寓言雜文，在著名的《賣柑者言》中，他揭露了元代那些官僚”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腐朽本質。在《師子圖說》中他說明了「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于獸」的道理。
他的詩也有較高的成就。他有一篇長達一千二百多字的《二鬼》詩，寫管理日月的兩個鬼結鄰和鬱儀被暫放人間，五十年不得相見。後來宇宙發生變亂，他們才相會相約要再造天地秩序，修理南北極。「啟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引頑囂，入矩規」。不料上帝認為他們泄漏了天機，派飛天神王捉住他們，「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麋」。他們無可奈何只好等待天帝自怒釋疑，重回天上同遊。詩中二鬼是比喻他自己和宋濂，詩的內容是通過離奇變幻的神話故事誇張他們要在動亂中重建儒家封建秩序的幻想，也表現了他們受朱元璋牢籠豢養，抱負無法充分施展的苦悶。這篇詩受韓愈《雙鳥》的啟發，風格也接近韓愈、盧仝《月蝕詩》，具有浪漫主義色彩。此外，他的樂府詩《築城詞》、《畦桑詞》、《買馬詞》等篇，或表示對時事的憂慮，或諷刺政令繁苛，重斂傷民，具有一定現實意義，語言亦質樸通俗。
他的詩文佳作，多半寫於元末，佐命以後作品除《二鬼》外，多嘆老傷懷之作，早年那種飛揚豪邁的氣概，几乎看不見了。
高啟(
1336-
1374)，字季迪，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元末隱居吳淞青丘，自號青丘子。洪武二年召入修元史，授翰林院編修，三年堅辭戶部侍郎，退隱青丘，朱元璋認為他下肯合作，終於借蘇州刺史魏觀案件把腰斬于南京。
他的詩歌，眾體兼長。摹擬取法，不限于一代一家。雖然因為死於壯年，未能熔鑄洗煉，自成一家，內容也不夠廣闊深厚。但才華橫溢，清新超拔，不愧為明代成就最高的詩人之一。
他的樂府詩中有不少作品接觸到農村現實生活，雖然揭露階級矛盾遠不及白居易、張籍那樣鮮明有力，但描寫農村生活，頗有樸素真實的風土氣息。如《養蠶詞》：
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窗風雨響。三眠蠶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後今年好，滿簇如雲繭成早。檐前繰車急作絲，又是夏稅相催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