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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前期文學一些優秀的作品几乎都集中在元明之際。傑出的作家施耐庵、羅貫中在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擴大了眼界，豐富了生活知識和鬥爭經驗，因此在水滸、三國故事長期、廣泛流傳和有關的話本、雜劇刊行的基礎上，寫成了《三國演義》、《水滸傳》這兩部劃時代的作品。在明代三百年間，特別是中葉以後，它們越來越贏得人民的愛好，從而引起了一些不同思想傾向的學者、文人的注意，加以增刪、評點，不斷擴大它們的影響，並繼續產生了不少以它們的故事為題材的戲曲、說唱文學等作品。宋濂、劉基、高啟這些由元入明的詩文作家，雖然是封建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人物，但由於經過了元末的大動亂，接觸到了廣大的現實生活，對當時尖鋭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有一定認識，因此也寫出了一些揭露現實黑暗，富有社會內容的作品。但從明開國以後的一百多年中，文壇上是比較黯淡的。這時期在文學作品的整理方面倒做了一些工作，如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的加工，章回小說和傳奇戲的體例的不断發展和趨于完善，為中葉後文學創作的繁榮準備了一定條件。至于文學創作几乎沒有出現什麼較有成就的作品。當時詩歌方面最有影響的是以楊士奇、楊榮、楊溥為代表的粉飾現實、歌功頌德的台閣體和以李東陽為代表的自稱宗法杜甫而追求聲調格律的茶陵詩派。戲劇方面，出現了一批以朱有燉為代表的宮廷雜劇作家，南戲則逐漸形成「以時文為南曲」的逆流。在小說創作領域內几乎是一片空白。
明代到了中葉弘治(孝宗)、正德(武宗)時期，社會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當時的社會經濟在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休養生息之後，出現了相當繁榮的局面。農業生產有了進一步發展，同時農村中的土地兼併也非常劇烈，從皇帝以至諸王、勛戚、官僚以及豪紳地主、富商大賈都憑藉特權，大量兼併土地。如武宗即位後，大建皇莊，把大片土地分賜給貴族和宦官。廣大農民在封建統治階級的巧取豪奪之下，失去了他們僅有的一點生產和生活資料，被迫逃亡。因此，流民問題成了明代中葉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大規模的流民起義相繼出現。但同時流民的大量流入城市，也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勞動力。這時紡織、冶鐵、製鹽、造船等手工業生產有了新的發展。到了嘉靖、萬曆年間，農業由於受殘酷的封建剝削，不但停滯不前，而且逐漸衰退，而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卻非常迅速。這時不僅紡織、採礦、冶鑄等行業有了更大的發展，就是以前不甚發達或根本沒有的行業如造紙、印刷、製糖、軋棉等，也有了迅速的成長。其中印刷行業特別發達。嘉靖、萬曆兩朝是明代刻書的極盛時代。萬曆時期的南京已成為大量刊行小說、戲曲和彩色套印的中心。這為當時小說、戲曲及其他通俗文學的廣泛流傳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手工業的生產工具和生產技術在這時期也有了普遍的改進和提高，並逐漸形成了地區之間的專業分工。官場手工業的主要地位，已為民間手工業所代替。當時除了家庭手工業外，還出現了手工業工場。一些地主、商人和手工業者，就靠手工業生產發財致富，他們為發展商品生產，積累更多財富，在擴充生產設備的同時，儘量僱用工人生產。《醒世恆言》中《施潤澤灘闕遇友》的施復就是在十多年間由一個家庭小手工業者逐漸上升為工場主的一個例子。在蘇州，當時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織工、染工就有一萬餘人。他們必須在機戶所設的工場內作工，才能獲得工資維持生活。據《萬曆實錄》說：「吳民生齒最煩，恆產絶少，家杼軸而戶纂組，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相依為命久矣。」很清楚，其中機工與機戶的關係，已經是僱用勞動者與資本佔有者的關係。這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萌芽在一些地區和一些行業，主要是東南沿海一帶的紡織業中已經出現了，這是我國封建經濟發展的中的嶄新因素。和手工業生產發展相適應，商業更趨繁盛，商品流通也更加擴大。當時生產比較發達的地區，同時也是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如東南的蘇、松、杭、嘉等處，隨着手工業特別是紡織業的大發展，逐漸成為繁華的都市。江西的景德鎮，既是瓷業生產的中心，又是販瓷的中心。在這些手工業、商業繁盛的都市裡，市民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在政治上、經濟上的勢力也在不斷增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