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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運動所以在中唐這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發生和發展，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客觀的現實社會條件。天寶以來，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復古主義思潮，就和安史之亂的現實有關。安史亂後，大唐帝國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貞元、元和時期，號稱「太平」和「中興」，實際藩鎮割據的嚴重局面，並沒有根本改變。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為一種特殊勢力，他們「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唐會要》卷四七)，不但和廣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於「使農夫士女墮業以避役，故農夫不勸，兵賦日屈」(《唐書·李叔明傳》)，也和唐王朝的利益發生矛盾。但是貞元時期二十年苟安的太平，不僅使搖搖欲墜的唐王朝得到了暫時的穩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統治區內也恢復並發展了生產，因而也給統治階級帶來了「中興」的希望。以韓愈為代表的復古主義思潮，在貞元時期發展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思想運動，正是從意識領域內來輓救這個嚴重的危機，促進「中興」局面的出現，從而加強和鞏固唐王朝統一的封建帝國統治。這是一個美好的願望。除軍閥大地主外，它確是反映了廣大階層人民的現實要求的。韓愈打着復古的旗幟，主張恢復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統地位，反對佛道二教，來整飭社會風尚。他清楚地認識到：人們對儒家所謂「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防」發生了動搖，就意味着封建等級制度的破壞，就意味着統一帝國的封建統治走向衰落和崩潰。他所寫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試圖建立的理論體系的重要論著。在這些論著中，韓愈着重提出並論述了與佛老尖鋭對立的儒家之「道」，這個「道」，是歷聖相傳、有其悠久的傳統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為正宗的封建思想體系。
韓愈要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來「飾其辭而遺其意」的駢文，已經成為表達思想內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開展一個文體革新運動，也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漢以前的散體文，不僅語言長短不拘，抒寫自由，便于表達現實生活內容，而且它本來是載道的，因而也便于學習和宣揚儒家之道。所以韓愈提倡古文總是和學習古道聯繫在一起的。他說：「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又說：「愈之為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顯然韓愈學古文是為了學古道，換句話說，要學古道就必須學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內容，文是形式。這就是以韓愈為代表的古文運動的基本內容。這裡應該指出，柳宗元雖也主張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體內容上，是和韓愈不盡相同的。韓愈所謂「道」，多倫理性質，他的「傳道」文章封建色彩較重。柳宗元雖也談儒道，同樣是為封建地主階級說教，但他的唯物論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張卻是很突出的。
韓派古文家和柳宗元關於文體革新的理論，是古文理論的精華。他們的文體改革是建立在散文傳統的繼承和革新的基礎上的。韓愈首先強調作家的修養。他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養。對於文學語言，韓愈重視在繼承散文傳統的基礎上有所革新和創造，堅決反對模擬抄襲的不良文風。他主張學古文應「師其意不師其辭」，「唯陳言之務去」，指出「惟古于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樊紹述墓誌銘》)。他還認為運用語言，必須「文從字順」，即合乎自然語氣。而且要從實際出發，「因事陳詞」，使「文章言語，與事相侔」；還必須做到「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于相公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