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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用他的話說，就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在《時序篇》裡，他首先注意從歷代朝政世風的盛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歷史根源。例如他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論西晉時代，指出當時作家很多，但因為「運涉季世」，所以「人未盡才」。他最後的結論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代可知也」。當然，他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不可能不抱著唯心主義的觀點，對文學興衰原因的探索，也過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是在文學理論上他強調要從文學以外的歷史現實的變變化中來理解文學的變化，仍然合乎樸素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在《通變篇》裡他又系統地論到歷代文風的先後繼承變革的關係。他說：「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摧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疏古，風末力衰也。」把《時序》、《通變》兩篇結合起來，可以看出劉勰對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是具有相當簡要清晰的概念的。就每一種文體來說，他也很重視歷史發展的追索。《明詩篇》對建安、西晉、宋初詩風面貌的變化，概括相當準確。《詮賦篇》對兩漢、魏晉辭賦的盛況，也有相當充分的描繪。這兩篇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和賦史的提綱。甚至在《麗辭》、《事類》、《比興》等論語言修辭的專篇中也有文學語言修辭的歷史發展觀念。由於他對歷史事實有廣泛觀察和深入追溯，他對南朝文風的批判也就顯得比較深刻有力，不讓人感到是儒家觀點的片面說教。這是他超過前代批評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從不同角度闡發了質先於文、質文並重的文學主張，比較全面地說明文學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盻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認為創作應該「為情造文」，反對「為文造情」，並且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晉宋以來許多作家「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的虛偽清高的面目。在《風骨篇》裡，他更強調文章要有風有骨。所謂風，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摯的感情。所謂骨，是指堅實的事理內容及清晰的結構條理。他說：「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就是反覆地說明必須先有思想然後可以述情，必須先有事義然後可以鋪辭。他還引用了曹丕的文氣說來闡明文章的風骨正是作家個性風格的主要標誌。可見他的風骨論正是曹丕文氣說的進一步的發展。在《定勢篇》裡，他指出要「因情立體，即體成勢」，要適應不同的內容來選擇文體形式，並適應不同的文體來確定文章的風格面目。在論風格上，他並不一般地反對華美形式，他說「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又說「若愛典而惡華，則靈通之理偏」。在文體論各篇中他還具體指出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和客觀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寫戰爭中的檄文，為了達到「振此威風，暴彼昏亂」的政治目的，就應該寫得「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在《論說篇》他反對陸機「說煒燁而譎誑」的觀點，認為「說」並非對待敵人，就應該講忠信。總之，宗經六義是他對質文關係的基本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