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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機《文賦》的序言說：「余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之所由。」這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他創作《文賦》的動機和目的，主要在於探索才士創作的「用心」，「論作文利害之所由」。
在《文賦》裡，陸機生動地描述了作家創作的過程。當作家「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產生了創作動機以後，就進入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游萬仞」的構思的過程程。直到「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沉辭浮藻，聯翩而來，算是作到「意」能「稱物」了，這才進入「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階段。「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易難」，說明選義考辭工作的複雜和曲折。「理扶質以立干，文垂條而結繁」，又指出立意和選辭之間有先後主從的關係，不能本末倒置。所謂選義考辭，正是為了作到「文」能「逮意」。從這些生動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陸機的確是窺見了才士們創作上用心的甘苦。這是曹丕所沒有輪到的。可惜他沒有指出決定創作成敗的利害關鍵。
除了上述創作過程的一般描述之外，他又詳細地研究了立意、修辭的問題。他從積極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況下「立片言」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應該「謝朝華于已披，啟夕秀于未振」，努力創新，反對「傷廉」、「愆義」的因陳抄襲。從消極方面，他也指出了創作中常見的「唱而靡應」，「應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艷」等等的毛病。這些論述中雖不免有瑣碎枝節的地方，但是他的確也總結了自建安(特別是曹植)以來創作中積累的一些新的經驗，這也是曹丕《論文》中沒有涉及的問題，很有積極意義。但是他的立意修辭總的主張是「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又說明他恰恰忽視了「建安風骨」這個更寶貴的傳統。應該說明，他所謂的「會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達內容，而不是追求內容的高尚、深刻、豐富、充實，因為求內容的高尚深刻，絶不是一個巧不巧的問題。
陸機第一個把創作過程、方法、形式、技巧的問題提上文學批評的議程，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是他忽略文學的思想內容而片面地談表現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諱言的。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序志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都相當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點。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西晉末年葛洪《抱朴子‧外篇》中論文章的觀點，正是陸機這些觀點的發揮。他努力反對正統文人以文章為末事的輿論。他認為文章以雕飾為上，近代之文優於古代。又讚美陸機的文章「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這同樣反映了西晉專重形式華美的文壇風氣。
第二節 劉勰的文心雕龍
從西晉到宋齊，文學創作又經歷了幾次較大的變革，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更加豐富了。在文學批評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這些，都為劉勰《文心雕龍》這部總結性的文學批評巨著打下了更充實的基礎。
劉勰(
466‧-
520‧)，字彥和，祖籍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能婚娶，依當時著名的和尚僧祐十餘年，博通佛教經論，還參加整理佛經工作。梁以後作過記室、參軍等小官，併兼東宮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蕭統的器重。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就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