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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嶸論詩也有一定的歷史觀念。他的序裡對五言詩的產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着重敘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着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鐘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為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例如他認為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顏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為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啟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係是比較錯綜複雜的。鐘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於李陵，嵇康詩出於曹丕，陶潛詩出於應璩，我們几乎看不出有什麼根據。至于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於「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確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係。
鐘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艷難蹤」的謝靈運稱為「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為下品，把陶潛、鮑照列為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並重的觀點並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鐘嶸《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啟發和影響。
魏晉以後，由於文學創作的發展，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現在已經佚失的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總集。
現存的文章總集，以蕭統的《文選》為最早。這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
501-
531)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的。蕭統在文學上主張文質並重，認為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他曾經為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並不一致。他在《文選序》裡談到他選文的標準，認為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為本，不屬於詞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只有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標準。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儘管他立的標準並不符合我們的關於文學的科學概念，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
。《文選》中選錄了自先秦到齊梁時期的許多詩文作品，所包括的時代雖然很長，但是由於他選文的標準着重辭采，所以選錄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詳近，很重視南朝作品的
。可見蕭統雖然也主張文質並重，但他對文質觀念的理解以及對文章的實際看法，和劉勰不滿南朝文風浮詭、訛濫的觀點是頗有差別的。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蕭統所選的文章如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及范曄《後漢書》中的一些序論等，也不盡符合他自訂的體例。他分析文體過于繁瑣，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蕭統選文時，選入了《飲馬長城窟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選的篇章畢竟太少，南北朝樂府民歌更一首也沒有選。有一些優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遺漏，如陶淵明的詩只選錄了八首，這不能不說是缺憾。但是，他選入的多數作品仍然是經過精挑細揀的佳作，因此，他這部書不失為一部代表當時文學觀點的好文學選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