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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駢文的形式技巧也比魏晉時代更加精密了。在句法上，不僅講求對偶，而且把偶句分類歸納為言對、事對、正對、反對等等類型，加以探討研究。句的字數也漸漸趨向駢四儷六，《文心雕龍‧章句篇》說：「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變也。」在聲律上，駢文雖然不像詩歌那樣有「八病」的限制，但也要求平仄配合，「轆轤交往」。其他如用典、比喻、誇飾、物色等等的技巧，《文心雕龍》也各有專篇討論。

由於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文學形式技巧的發展，南北朝作家們開始探索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別。他們最初是把經、史、諸子劃在文學範圍之外，又區分文學範圍以內的作品為「有韻」的「文」和「無韻」的「筆」兩類。後來梁元帝蕭繹認為只有「騎彀紛披，宮徽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的作品，才可以稱之為「文」，至于「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雲取義」的章表、書記等類的實用駢散文字，則只能稱之為「筆」(見蕭繹《金樓子‧立言篇》)。這就表現出重文輕筆的輕向。他這種理論雖然對文學界限的劃分作了積極的嘗試，並對文學技巧的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但他所強調的文學獨立性，實質上和他哥哥蕭綱講的「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的觀點是互為表裡的，這就鼓勵作家走上忽視文學思想內容的形式主義歧途。同時，他過分地強調形式，重文輕筆，也使原來較多地採用散文形式的各種筆體文章，都紛紛改用「綺彀紛披，宮徽靡曼」的駢體形式，這也促成了駢文更加畸形繁榮的局面。起源於兩漢辭賦的駢文，到了南北朝，在形式上和駢賦的關係也就更為密切了。

駢文注重形式美，當然並不等於形式主義。但是，形式主義的作家特別喜歡駢文，形式主義文風的流行促成了駢文的畸形繁榮，而駢文的畸形繁榮又進一步造成形式主義文風的氾濫，卻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南北朝時代，除產生了大量的形式主義的駢賦和駢文之外，還有少數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擺脫宮庭貴族生活的限制和浮艷文風的影響，寫出了一些內容比較充實深刻，具有獨創風格的駢賦和駢文。

鮑照的《蕪城賦》，是他憑弔廣陵(今江蘇揚州)的作品。廣陵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帝大明三年，曾經兩次遭受戰禍，後一次災禍是竟陵王劉誕割據叛亂所引起的。鮑照在賦裡借用了西漢時代曾在廣陵建都的吳王劉濞叛亂失敗的故事，諷刺竟陵王叛亂所帶來的災禍。這篇賦描寫了劉濞稱雄的氣焰和悲慘的結局，對比了廣陵昔盛今衰的面貌。其中描繪戰後荒涼景象，尤為動人：

澤葵依井，荒葛罥涂。壇羅虺蜮，階鬥麏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虣藏虎，乳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這的確是如姚鼐所說的「駁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辭」。他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寫自己「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的行役生活，寫九江、廬山一帶煙雲變幻、氣象萬千的景物，在縱橫排奡之中見奇麗峭拔之致，脫盡了一般駢文中常見的華靡、平庸、萎弱的作風。

齊朝孔稚圭(448-501)的《北山移文》，用檄移的文體，假借「鐘山之英，草堂之靈」的口吻，對一個「纓情好爵」的虛偽隱士周顒加以誅筆伐。文中寫周顒奉詔出山，給鐘山帶來了莫大的恥辱，引起了「南嶽獻嘲，北隴騰笑」。所以當周顒秩滿入京，再經鐘山的時候，就引起了山靈無比的憤怒，「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整篇文章都用妙想天開的擬人手法，使山嶽草木都充滿嬉笑怒罵的聲音和姿態。在習用于歌功頌德的駢文中，很少看到這種辛辣有力的諷刺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