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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 81 /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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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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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生活的主要時期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勢之後。他在相對安定的環境裡,過着貴公子、王太子和帝王的生活,因此,他的文學創作反映的內容是遠不及曹操豐富的。

曹丕的詩歌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一個是描寫男女愛情和遊子思婦題材的作品很多,而且寫得比較好;一個是形式多種多樣,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無所不有。但成就較高的是五言詩和七言詩。


  

七言詩是建安作家普遍採用的新形式,曹丕的五言詩,如《清河作》寫對深厚的愛情的嚮往,《于清河見輓船士新婚與妻別》寫新婚離別的痛苦,《雜詩》寫遊子思鄉之情,都是較好的作。如《雜詩》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前六句用比興手法描寫客子身不由主流離他鄉的境遇,後四句揭示出滯留他鄉的客子惴惴不安的心情,這些地方都明顯地看出漢樂府和古詩的影響。

他的七言詩《燕歌行》兩首特別值得注意,其第一首寫得尤為出色: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掌。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詩人將思婦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中來描寫,把她的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細膩委婉地表現出來,語言淺顯清麗,很能表現曹丕詩歌的一般風格。七言詩,在曹丕以前,只有東漢張衡的《四愁詩》,但第一句夾有「兮」字,曹丕的《燕歌行》要算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詩,對七言詩的形成是有貢獻的。《燕歌行》是漢樂府舊題,漢古辭已經不存,但從曹丕以後凡是寫這個題目的也全是七言這一點看來,很可能這個曲調原來就是配七言的。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七言詩的形成和樂府的關係。不過,曹丕所用的七言還是新起的形式,逐句押韻,音節不免單調。到了劉宋時代的鮑照,它才在藝術上趨于成熟。

曹丕也比較擅長散文。他著有《典論》一書,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已散佚或殘缺不全,較完整的只有《自敘》和《論文》兩篇。《自敘》善於敘事,其中寫到一些較量才藝的細事,都能真切地傳達出當時的情景。《論文》則善於議論,其中無論是對當時文人的批評或對文學觀點的表述,都簡明中肯。此外,他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悼念亡友,淒楚感人,對後來短篇抒情散文的發展是有影響的。曹丕這些散文表現了建安散文通脫自然的共同傾向,但又具有自己清麗的特色。


第二節 建安七子與蔡琰

「七子」之稱出於《典論·論文》,指孔融(字文舉,153-298),陳琳(字孔璋,‧-217),王粲(字仲宣,177-217),徐幹(字偉長,171-217),阮瑀(字元瑜,‧-212),應瑒(字德璉,‧-217),劉楨(字公幹,‧-217)七人。


  

「七子」中,孔融年輩較高,政治上反對曹操。他公然在父子的倫理上大反孔孟儒家舊說,被曹操加以「敗倫亂理」的罪名而殺害。可說是「漢末孔府上」的「奇人」。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他的文章雖然沿襲東漢文人的老路,駢儷成分極重,卻能以氣運詞,反映了建安時期文學的新變化。曹丕說他「體氣高妙」,劉勰說他「氣盛于為筆」,張溥說他「詩文豪氣直上」,都指出了這一特點。我們讀他的《論盛孝章書》和《薦禰衡表》,確乎是「飛辯騁辭,溢氣坌湧」的。此外,他的《雜詩》「遠送新行客」寫悼子之情,哀痛欲絶,也是抒情詩中較好的作品。

孔融之外,其餘六人則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屬和鄴下文人集團的重要作家。他們目擊漢末的動亂,有的還經歷困苦流離的生活,他們又都有一定的抱負,想依曹氏父子做一番事業,所以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動亂的現實,表現了建功立業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學的共同特徵。

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龍‧才略》稱他為「七子之冠冕」。他能詩善賦。詩以《七哀詩》為最有名,其第一首是漢末現實的真實寫照: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迴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渭然傷心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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