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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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固(32-92)，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人。幼年聰慧好學，「九歲能屬文，誦詩書」，十六歲入洛陽太學，博覽群經九流百家之言，「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性寬和容眾，不以才能高人」，因此，頗為當時儒者所欽佩。二十三歲，父班彪死，還鄉裡三年。明帝永平元年(58)開始私撰《漢書》。五年後，有人上書明帝，控告他私改國史，被捕入獄。弟班超上書解釋，明帝閲讀了他著作的初稿，不但沒有懲罰，反而對他的才能十分讚許，召為蘭台令史。過了一年，升為郎，典校秘書，並繼續《漢書》的編著工作。經過二十餘年努力，至章帝建初七年(82)基本完成，一部分「志」、「表」是在他死後由妹班昭和馬續續成的。章帝時，班固升為玄武司馬，與諸儒講論五經同異於白虎觀，撰成《白虎通德論》。和帝永元元年，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班固為中護軍，隨軍出征。竇憲得罪後，牽連到班固，入獄死，時年六十一。

《漢書》在體制上全襲《史記》，只改「書」為「志」，取消「世家」，併入「列傳」。有十二本紀、人表、十志、七十列傳，共一百篇。它敘述自漢高祖元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二十九年的斷代歷史。

班固出身于仕宦家庭，受正統儒家思想影響極深，因此，他缺乏司馬遷那樣深刻的見識和批判精神，他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來評價歷史事件和人物，特別由於他奉旨修書，所以《漢書》雖多半取材于《史記》，卻沒有《史記》那樣強烈的人民性和戰鬥精神。但班固作為一個歷史家，還是重視客觀歷史事實的，因此，在一些傳記中也暴露了統治階級的罪行，如《外戚列傳》寫了宮闈中種種穢行，特別是成帝和昭儀親手殺死許美人的兒子一段，充分暴露了統治階級殘忍險毒的本質。在《霍光傳》中揭發了外戚專橫暴虐及其爪牙魚肉人民的罪行，在一些字裡行間表示了對他們的譴責。在《東方朔傳》中抨擊了武帝微行田獵和擴建上林苑擾害人民、破壞農業生產的行為。在《漢書》的一些傳記中也接觸到了人民的疾苦，像《龔遂傳》中他寫了人民「困于饑寒而吏不恤」，因而鋌而走險，流露了作者對人民的同情。也正是從這一點出發，他對那些能體恤人民疾苦的正直官吏如龔遂、召信臣等都特為表揚，對酷吏則肯定其「摧折豪強，扶助貧弱」的進步一面，斥責其殘酷凶暴的一面。此外，班固對司馬遷的不幸遭遇，東方朔的懷才不遇，也都寄予同情，表現了他的愛憎。所有這些都是《漢書》值得肯定的地方。

作為史傳文學，《漢書》有不少傳記也寫得十分成功。《朱買臣傳》寫朱買臣在失意和得意時不同的精神面貌以及人們對他的不同待遇，從那些具體的描寫中，充分揭發了封建社會中世態炎涼的現象。《陳萬年傳》通過陳咸頭觸屏風的細節，寫出了陳萬年謅媚權貴、卑鄙無恥的醜態；《張禹傳》也只通過了張禹自己的行為、生活和談話，寫出了張禹虛偽狡詐、貪財圖位的醜惡形象。最著名的是《蘇武傳》。它表揚了蘇武堅貞不屈的民族氣節和高尚的品德，通過許多具體生動情節的描寫，突出了蘇武視死如歸，不為利誘，艱苦卓絶的英雄形象，特別是李陵勸降時，表現了蘇武始終如一凜然不可犯的嚴正態度，更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儘管李陵動之以情義，誘之以利害，娓娓動聽，但蘇武卻絲毫沒有動搖。他的言語不多，卻字字有力，表示了為國家寧願肝腦塗地的堅決信念。因此，當蘇武說出「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死於前」的話時，李陵竟不禁自慚形穢而喟然嘆息地說：「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兩兩對照，形象是異常鮮明的。最後寫李陵送蘇武返漢也很精采：

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于匈奴，功顯于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駑怯，令漢且貰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絶!」陵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絶兮矢刃摧，士眾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

這又是極其鮮明的對照。雖然這裡只寫了李陵向蘇武表白自己內心悲痛的一段談話，但其中所流露的重個人恩怨得失而輕國家民族的思想，卻更加反襯出蘇武留居匈奴十九年堅持民族氣節的高尚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