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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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誼又是漢初著名的辭賦家。賦本是誦的意思，《漢書‧藝文志》說：「不歌而誦謂之賦。」荀卿《賦篇》第一次以「賦」名篇，漢人沿襲其義，凡辭賦都稱為「賦」。漢初騷體的楚辭逐漸變化，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故賈誼的賦兼有屈原、荀卿二家體制。他的《弔屈原賦》為謫往長沙途經湘水時所作，借憑弔古人來抒發自己的感慨。例如說：

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在那個時代，作者確實是一個深謀遠慮、高瞻遠矚的傑出人物，但卻遭到保守官僚的排擠，政治抱負未得施展。作者以其抑鬱不平之氣傾注在《弔屈原賦》中，雖痛逝者，實以自悼。他的《鵩鳥賦》為謫居長沙時所作。賦中據老莊「萬物變化」之理，說明禍福榮辱皆不足介意。這是作者謫居時哀傷情緒的自我排遺。漢初黃老思想流行，賦中充滿了「縱軀委命」的消極思想。這是作者處在逆境中的心情的反映。還有《惜誓》一篇，被收在《楚辭》中，或以為賈誼所作，但王逸已經「疑不能明」。賈誼的賦在形式上，趨向散體化，同時又大量使用四字句，句法比較整齊。這是新賦體的特點，顯示了從楚辭向新體賦過渡的痕跡。

漢初除賈誼外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都或論秦之得失，以為統治者的借鑒；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文章的語言多受辭賦影響，有很多排偶句，風格頗有戰國說辭的遺風。這一方面固然是前代傳統的影響，另一方面也是當時游士說客仍然存在於諸侯王國的緣故。後來，隨着諸侯勢力的削弱和儒學獨尊局面的形成，這種文章風格也逐漸消失。在這些散文家中，以晁錯和鄒陽成就為較高。

晁錯(‧——前154)，文景時人，官至御史大夫。著有《賢良文學對策》、《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等。其中以《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此二疏原為一文。《漢書‧晁錯傳》于《守邊勸農疏》前云：「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然此疏實只言守邊備塞一事，另有《論貴粟疏》載于《漢書‧食貨志》，正言勸農力本事，故知二疏原為一篇。)最為著名。此二疏主張募民備塞，防禦匈奴的入侵。他又敏鋭地注意到農民流亡的社會現象，指出人民流亡的原因是由於生活的貧困；而人民的貧困主要是由於官府的「急政暴賦」和商人的兼併所造成；所以主張務農貴粟，提出募粟入官、得以拜爵除罪的政策。晁錯的文章善於從歷史事實、當前情況、各種利弊得失等方面作具體分析，立論精闢而切于實際，其不足之處是略乏文采。

鄒陽，文景時人，曾為吳王、梁孝王門客，著有《上吳王書》、《獄中上樑王書》等。而後者是作者在獄中的自我表白。《漢書‧鄒陽傳》說他為人有智略，而這篇文章恰好體現了「有智略」的特色。因梁王聽信讒言，心有餘怒，直說則不利；所以用大量篇幅說明知人與不知人之別。指出知人必須不「惑于眾口」，不「移于浮辭」，這就動搖了梁王對讒言的信賴。作者善於把握這一關鍵，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本文博引史實，排比鋪張，有戰國遊說家氣味。《漢書‧藝文志》有鄒陽七篇，列入縱橫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第三節　枚乘

枚乘(‧——約前140)，字叔，淮陰人，漢初重要的辭賦家。他生活在文景時代，初為吳王濞郎中，後為梁孝王門客，「梁客皆善屬辭賦，乘尤高」。及武帝即位，乘已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漢書‧藝文志》著錄枚乘賦九篇，今存《七發》一篇是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