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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 50 /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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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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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讚揚了道家,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後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啟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後,司馬談做了太史令,為了供職的方便,他移家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家人做些農業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了當時的通行的文字——隷書。隨父到長安後,他又學習了「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並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了漫遊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後「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後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這對他後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治階級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回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願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絶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並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閲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為夏曆的工作後,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於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說了。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遊說,並藉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了罪,並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於一死。他終於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出獄後,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只是「埽除之隷」、「閨閤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污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卻從這裡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並在《史記》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後,他的事蹟就不可考,大概卒於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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