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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政論家賈誼、晁錯之文尚有戰國縱橫餘習。而唐宋以來著名的古文家和歷史家几乎沒有不愛好並學習先秦的歷史散文的。他們的敘事文和傳記文，無論在語言上、表現方法上，很我受了先秦歷史散文的影響。例如韓愈的《平淮西碑》就是模仿《尚書》。他雖然說左氏浮誇，而《董公行狀》的辭令則又和《左傳》的風格極為接近。柳宗元在所謂「聖人之道」上是曾非難過《國語》的，但在文章上卻不得不承認它「深宏傑異」，並且還說為文當「參之《國語》以博其趣」(《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又說稍採取《左氏》、《國語》之辭(《報袁君陳秀才書》)。至于《戰國策》一書影響於蘇洵、蘇軾父子的議論文尤為顯著。蘇洵的《權書》、《衡論》及其他史論，蘇軾的《策略》、《策別》、《策斷》、《志林》諸論及其他策論、上書，論人論事，都在學習《戰國策》中獲得豐富的有益的經驗。
第四章 先秦諸子散文
周室東遷以後，奴隷制社會逐漸動搖。到了春秋戰國之交，社會各個階級都在轉化。新興地主階級逐漸代替了奴隷主貴族階級。在這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產生了新型的士。士的來源很複雜，有新興地主，有沒落貴族，也有脫離生產走向城市的自耕農(《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中牟之民棄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其中有地主，可能也有自耕農。)。他們是屬於中間階層，在統治階級的最下層，同人民比較接近。地位雖低，卻很多是有學問有才能的人。他們中間有的是通曉天文、歷算、地理等方面知識的學者，有的是政治、軍事的傑出人材。在學術流派上表現為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農家、縱橫家等。春秋以來，特別是戰國末年，諸侯卿相爭相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異同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蘇軾《志林‧論養士》)。當時諸侯如魏文侯、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等，無不禮賢下士，延攬如恐不及。孟嘗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四公子和秦丞相呂不韋門下食客號稱三千人。士這個階層最為活躍。代表人物如儒家的孟軻、荀卿，墨家的墨翟、宋銒，法家的商鞅、申不害，農家的許行、陳相，縱橫家蘇秦、張儀等，都是在這一社會變革中先後以學者或政論家面貌出現於政治舞台的。他們出身不同，立場不同，為瞭解決現實問題，從代表各自的階級或階層的利益出發，對政治提出各種不同的要求和主張，並且著書立說，爭辯不休，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這就是春秋末期到戰國時代諸子散文蓬勃發展的基本原因。
先秦諸子包括各種不同的學術流派和政治觀點。據《漢書‧藝文志》，有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農、雜、小說十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論語》、《孟子》、《荀子》、《墨子》、《老子》、《莊子》、《韓非子》分別代表儒、墨、道、法家的著作。
先秦諸子散文的發展約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論語》和《墨子》，前者為純語錄體散文，後者則語錄體中雜有質樸的議論文。第二階段是《孟子》和《莊子》，前者基本上還是語錄體，但已有顯著發展，形成了對話式的論辯文；後者已由對話體向論點集中的專題論文過渡，除少數幾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語錄的形式而發展為專題議論文。第三階段是《荀子》和《韓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經發展到議論文的最高階段。它們的篇幅由短而長，風格由簡樸而開拓、縱恣，代表着春秋戰國時代各個階段的理論文。
第一節 論語 孟子
《論語》主要是記孔子言行的書。孔子(前
551-前
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時魯人。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把奴隷主階級壟斷的古代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對我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巨大和深遠影響。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以詩、書、禮、樂教弟子，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他不語怪、力、亂、神，而教人則循循善誘，重在啟發，舉一反三。孔子通音律，曾說：「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他為了行「道」，企圖輓救「日薄西山」的奴隷制，曾周游列國，席不暇暖，對現實採取「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