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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曰（
1）：「先人有言（
2）：『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
3）。孔子卒後至于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
4），繼《春秋》（
5）、本《詩》（
6）、《書》（
7）、《禮》（
8）、《樂》（
9）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
10）：「昔孔子何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11）：『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
12），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
13），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弊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
14），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溪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
15），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
16）。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
17），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
18）。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
19），作《易》八卦。堯舜之盛（
20），《尚書》載之（
21），禮樂作焉。湯武之隆（
22），詩人歌之（
23）。《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
24），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
25），封禪（
26），改正朔（
27），易服色（
28），受命于穆清（
29），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
30），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