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張桌子中間的地毯上，一個穿軍裝的技術員爬來爬去地在修理一條出了故障的電線。當他爬到一個年輕軍人桌子下面的時候，那人就站起身來，免得礙事。旁邊一個穿著男式戰地保護色上衣的女文書，正吃力地對付一架壞了的打字機。打字機的滾筒在一例出了槽，卡在支架上移動不了。那人年輕軍人站到她坐的凳子後邊，從上面幫她查找出毛病的原因。技術員這時也爬到打字員這邊，從下面檢查打字機的傳動曲柄。上校模樣的軍官也起身走了過來，所有的人都在對付這架打字機。
這個情況倒讓醫生放了心。因為這幾個人對他的處境比他本人瞭解得更清楚，很難設想他們會在一個肯定要遭殃的人在場的情況下，還能如此專心致志地處理這種瑣事。
「不過也難說，誰知道這些人是怎麼回事？」他心裡又這麼想。「他們怎麼會這麼平靜？附近炮聲不斷，每時每刻都有人喪命，他們卻估計今天的天氣要熱，想的根本不是會有激烈的戰鬥。大概是看得太多了，所以他們對不論什麼事情都變得遲鈍了吧？」
由於無事可做，他就從自己站立的地方穿過整個車廂望着對面的一個窗口。
列車這一側的前方是許多條鐵路線的最後一段，看得見坐落在小山上的拉茲維利耶城郊的這個同名的大車站。
從鐵路到車站有條未經油飾的木結構的天橋，中間有三處轉彎的小平台。
從列車的這邊看過去，線路上已經成了一片廢機車的堆棄場。那些樣子像茶杯和皮靴筒的沒有煤水車的老式蒸汽機車，煙筒對著煙筒停在一堆堆破損的車廂當中。
下面這片機車墳場和山上城郊的墓地，連同線路上那些七扭八歪的金屬物件和市郊一片片生鏽的屋頂、招牌，匯合成一種荒蕪頽敗的景觀，在清晨的陽光下受着煎熬。
在莫斯科的時候，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還想不到那許許多多的招牌會遮住很體面的房屋的外表。這裡的招牌卻讓他意識到了這一點。此地的招牌尺寸很大，從火車上能看清上面的字。它們低懸在傾斜的單層房屋的窗前，矮小的房子遮在下面讓人看不到，彷彿鄉下孩子的頭上扣着父親的帽子。
這時，霧已經完全消失了，只有遠方東邊天際的左側還留下一絲痕跡。就連這一部分也開始像劇場的帷幕一樣移動着分開了。
離拉茲維利耶三俄裡遠、比城郊地勢更高的山上，露出一座不小的城市，規模像是區的中心或者省會。陽光給它塗了一層淡黃色，因為距離遠，所以輪廓看上去不很分明。整個城市階梯式地一層層排列在高地上，很像廉價木版畫上的阿豐山或是隱僧修道院，屋上有屋，街上有街，中間還有一座尖頂的教堂。
「尤里亞金！」醫生激動地猜到了。「這是死去的安娜·伊萬諾夫娜經常說到的地方，安季波娃護士也總要提到它！對這個城市我聽到的真是太多了，如今卻是在這種情況下才初次見到它！」
就在這一刻，低頭擺弄打字機的那幾個軍人的注意力被窗外的什麼東西吸引過去了。他們都朝那邊扭過頭去。醫生的視線也跟着轉到那個方向。
天橋上，幾個被俘的或被捕的人被帶著走過，其中有個頭部受了傷的中學生。在什麼地方已經給他包紮過，可是從紗佈下面還滲出血來，他就用手掌抹到被太陽曬黑了的、流着汗的臉上。
這個學生在這一行人末尾，走在兩名紅軍士兵中間，引人注目的不只是他那漂亮的臉上流露出的堅決神態，而且還有這麼一個年紀輕輕的反叛分子惹人生出的憐憫。他和他身邊跟隨的那兩個人，不斷以自己的荒唐的行動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們一直在做不應該做的動作。
那個頭纏紗布的學生戴的一項制帽，總是往下掉。他不但不把帽子摘下拿到手裡，反而不顧對傷口有害，往下戴得更緊，兩位紅軍士兵也心甘情願地幫他這麼做。
這種一反正常人想法的愚蠢舉動，似乎有某種象徵的意思。就算是這裡頭有什麼文章，醫生還是禁不住想要跑出去攔住這學生，準備告誡他注意的話几乎就要脫口而出。他還情不自禁地要向這學生和車裡所有的人高喊一聲，讓他們知道，求得拯救並非一定要恪守形式，而是應該擺脫形式的束縛。
醫生的目光移向另一邊。剛剛健步走進來的斯特列利尼科夫已經站在車廂當中。
在醫生偶然結識的無數人物當中，為什麼迄今為止還不曾見到像他這樣一個顯得突出的人？他們兩個人的生活竟然各不相干？竟然沒有相識的機緣？不知為什麼他立刻就意識到，這個人正是意志的完美無缺的化身。他可以說是達到了隨心所欲的境界，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必然帶有典範性。包括他那勻稱的身材，漂亮的頭型，堅定敏捷的步伐和套上高筒靴的兩條長腿；就是已經沾了泥污的皮靴在他腳上也顯得乾淨得體；還有身穿的那件灰呢制服，儘管可能是揉皺了的，但給人的印象仍是十分平整。
一個人天資很高，自然不矯揉造作，隨遇而安並且在任何處境下都具有征服力，就會產生這樣的影響。
此人肯定具有某種天賦，但不一定是出類拔革的。這種天賦表現在他的一舉一動之中，成為一種榜樣，於是大家就有一個學習的典範。他可以是歷史上的英雄，可以是戰場上或城市動亂中的風雲人物，或者是最受人民尊崇的權威，也許是走在前列的一個同志。總之，非此即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