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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閙的聲音已經達到了頂點，誰也沒法子講話。在這個時候醫生走進了這間庫房。他請在門邊碰到的第一個人給指點一下誰是居委會的、哪一位都行。那人就把兩隻手放在嘴邊攏成個喇叭筒的樣子，壓住大家的吵嚷聲一字一板地喊了起來：「加——利——烏——林——娜！到這兒來，有人找。」
聽了這個姓名，醫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走過來的是個瘦瘦的、背有點駝的婦女，就是那位管院子的女工。母親和兒子的面貌如此相似，讓醫生感到吃驚。不過，他並沒有讓這種感覺流露出來。他說：「你們這兒有位居民得了傷寒病（同時說了她的姓名）。需要注意，免得傳染。另外，應該把病人送到醫院去。我可以給她開個診斷單子，由居委會證明一下。這事要到哪J［去辦？」
管院子的女工把這話理解為只是送病人去醫院，而不是辦證明手續，於是就說：「一會兒區蘇維埃有輛馬車來接傑明哪同志。傑明哪同志是個和善人，我跟她一說，會把車讓出來的。別發愁，醫生同志，一定把你的病人送走。」
「哦，我說的不是這個！我只是問什麼地方辦入院就診的證明。不過如果還有馬車的話…··精原諒，您是不是加利烏林·奧西普·吉馬澤特金諾維奇中尉的母親？我和他一起在前線服過役。」
女工全身一抖，臉色變得煞白。她抓住醫生的一隻手，說道：「剛］到外面去，到院子裡談。」
剛剛邁出門檻，她就開了口：「小聲點，上帝保佑別讓人聽見。別坑害我。尤蘇普卡不走正道。你自己說說，尤蘇普卡是什麼人？他原本是學徒出身，有手藝。尤蘇普卡應該明白，普通老百姓現在的日子好多了，這是瞎子都能看清的事，用不着多說。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也許你還沒什麼，可是尤蘇普卡是有罪的，上帝也饒不了他。尤蘇普卡的父親當了兵，給打死了，連個完整屍首都沒留下。」
她已經講不下去了，擺着手等待心情平靜下來，然後又接著說：「走吧，現在就去找馬車。我知道你是誰了。他在這兒獃過兩天，都說了。他說，你認識拉拉·吉沙洛娃。那是個好姑娘。記得過去常到我們這兒來。誰知道現在怎麼樣了。難道說先生們也能你反對我、我反對你？尤蘇普卡真作孽。走吧，咱們要車去。傑明哪同志一定會給的。你知道傑明娜同志是誰嗎？就是奧莉妞·傑明娜．在拉拉·吉沙洛娃媽媽的作坊裡打過工的，也是從這兒出去的，就是這個院子。走吧。」
天已經全黑了，夜色籠罩着周圍的一切。只有傑明娜手電筒的那一小圈光亮在五步開外的一個個小雪堆上跳躍移動，不僅不能給走路的人照亮，反而更讓人摸不準方向。四周是漆黑的夜色，那座房屋已經落在身後。當她還是個小女孩子的時候，住在那裡的許多人就知道她。聽人家說，她後來的丈夫安季波夫也是在那兒從一個小孩子長大成人的。
傑明娜用一種寬容、戲弄的口氣對他說：「再往下走您當真不用手電能走到家嗎？啊？要不我把電筒給您，醫生同志。是的，那時我們都還是小女孩呢，我真的迷戀過她，愛得忘乎所以。她們家有個縫紉作坊，我是她們那兒的徒工。今年我還見到過她。她到我這裡來過，是中途路過莫斯科的。我跟她說，你真傻，還要到哪兒去呀？留下來吧，我們住在一起，再給你找個工作。都白說！她不樂意。這是她自己的事。她嫁給帕什卡是憑着理智，可不是順從自己的心意，從那以後就變得喜怒無常。她到底還是走啦。」
「您對她是怎麼想的？」
「小心，這裡很滑。說過多少次了，不要在門前倒髒水，可是絲毫不起作用。我對她是怎麼想的？我能想什麼？有什麼可想的。沒有時間。我就是這麼活着。我沒敢告訴她，她那當軍人的弟弟，好像是給處決了。至于她母親，也就是我先前的老闆娘，我還是要幫助的，給她幫點忙。好啦，我到了，再見。」
他們於是分了手。傑明娜的電筒的亮光掃到一條窄小的石砌樓梯，接着往前照亮了逐級向上的骯髒剝蝕的牆壁，把黑暗留給了醫生。右邊是凱旋花園路，左邊是篷車花園路。在遠處漆黑的雪地上，這兩條夾在石砌樓房當中的街道已經不像是通常意義的路面，倒彷彿是烏拉爾或西伯利亞人跡罕至的密林裡的兩條林間小道。
家裡是又明亮、又溫暖。
「怎麼這麼晚？」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問了一句，不等他回答就接著說：「你不在的時候發生了一件怪事，出奇得無法解釋。我忘了跟你說。昨天爸爸把閙鐘弄壞了，懊喪到了極點。家裡就剩這一個了。他翻來覆去地修，怎麼也修不好。街角上的修表匠開口就要三磅麵包，真是從來沒聽說過的價錢。該怎麼辦呢？爸爸簡直絶望了。可是突然之間，你想想看，就在一小時以前，清脆震耳的鈴聲響了！拿過來一看，它又走起來了！」
「這是敲響了我要得傷寒病的鐘聲。」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開玩笑地說，接着就給家裡人講了那位女病人和座鐘的事。
不過，他是在這以後又過了很久才得傷寒病的。在這中間，日瓦戈一家的困窘達到了頂點。他們缺吃少穿，身體也快垮了。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找到了那位曾被他救過的遭了搶劫的黨員。那人盡其所能為醫生做了一切。但是，內戰開始了。他的這位庇護人經常出差在外。而且，這個人根據自己的信念認為當時的種種困難是很自然的，但絶不對人說他也在挨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