韌皮編的雪橇車裡的一張蒲蓆下面有一堆禪樹原木，粗細不超過過去照片上那種老式莊園圍牆的欄杆。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很瞭解它的價值——禪木徒有其表，當劈柴不經燒，何況是新砍下來的，沒法用來生爐子。但是沒有另外的選擇，不可能仔細盤算。
這個青年農民來回搬了五六次，替她把木柴送到住人的樓上；作為交換，他連拉帶背地從樓上弄下來的是安東安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的一個帶鏡子的小櫥櫃，放到雪橇上帶回去給自己的女當家，出來的時候邊走邊說定了下一回捎些土豆的事，他的衣角還被立在門旁的鋼琴掛了一下。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回來以後並沒有品評妻子買的東西。其實把送給人家的那個小柜子劈成細柴更合算，不過他們都不忍心下手。
「你看到桌子上的字條了嗎？」妻子問了一句。
「醫院院長寫的吧？跟我說過，我知道。是請我去出診。一定去。休息一會兒就去。不過，路相當遠。好像是在凱旋門附近。我記下了地址。」
「要給的報酬可是真奇怪。你看到了嗎？你還是看看吧。出診費是一瓶德國白蘭地酒或者一雙女人的長襪子。真有點兒誘惑力。會是個什麼人呢？財大氣粗的口氣，而且似乎全然不瞭解我們現在過的是什麼日子。大概是個什麼暴發戶。」
「對，很像是個採辦員。」
那些私人小業主的頭銜就是這種採辦員、合同承包人、代辦人的稱呼。政府取消了私人商業以後，在經濟緊張時期稍稍給點鬆動，就和他們簽定各式各樣的供銷合同和契約。
這些人當中已經沒有那些被整垮的老字號的大老闆。後者由於受到打擊已經無法東山再起。如今的這些都是藉著戰爭和革命從底層浮上來的投機一時的生意人，沒根沒底的外來戶。
喝了些帶點兒牛奶的乳白色的糖精開水，醫生就出門去看病人。
從街道這一面的整排房屋到另一面的建築物之間，人行道和橋面都埋在深雪裡。有些地方積雪達到第一層樓的高度。在這片寬闊的空間裡默默地移動着半死不活的身影，自己拖着或是用雪橇拉著一點可憐的食物。几乎見不到乘車的人。
間或有幾處的房子上面還殘留着原先的招牌，下面已是換了內容的消費品門市部和合作社，但都鎖了門，窗戶加了柵欄或者用木板釘死，裡面空空如也。
這些空着銷起來的店舖不完全是因為沒有商品，而是由於包括商業在內的生活的全面改組還只是最普遍性的一般化階段，還觸及不到這類關了門的私人小店。
請醫生出診的這一家，原來是在布列斯特街的盡頭，靠近特維爾城門。
那是一棟式樣早已過時的磚砌的營房式建築，院子在裡面，有三層木走廊連通沿後院牆排列的房屋。
這兒正在召開全體居民會議，有區蘇維埃來的一位女代表參加。突然間來了一支軍事巡察隊，要檢查經過允許保存的武器，未經允許的要沒收。指揮檢查的隊長請那位女代表不要離開，保證說檢查用不了多長時間，完了事的居民們陸續回來以後，中斷了的會議很快就能繼續。
醫生來到大門口的時候，檢查已近尾聲，下一個該輪到的住戶就是請他看病的那一家。在一條走廊的樓梯口放哨的士兵，背着用繩子輓住的步槍，無論如何也不讓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進去，可是巡察隊長介入了雙方的爭執。他沒有給醫生製造困難，同意在他診治病人的時候檢查暫停一會兒。
接待醫生的這家年輕的主人溫文有禮，他那沒有什麼光澤的微黑的臉上，襯着兩隻烏黑憂鬱的眼睛。妻子的病，即將開始的搜查，以及對醫學和醫務人員超乎尋常的尊重——這些都讓他非常激動。
為了減輕醫生的負擔和節省時間，主人想儘可能把話說得簡短，但正是由於這麼著急反而講得又冗長又雜亂。
住宅裡的陳設是奢侈品與便宜貨的混雜物，顯然是為了讓迅速貶值的錢有個牢靠的去處才匆忙購置的。配不成套的傢具也是用湊不成雙的單件充數的。
這家的主人認為他妻子是由於驚嚇得了神經系統的病。他抓不住正題，繞來繞去講的是有人很便宜地賣給了他們一座壞得早就不能走的老式八音鐘。他們是當作一件稀罕的鐘錶工藝品買下的（男主人還把醫生領到隔壁的屋子裡去指給他看）。夫婦兩個甚至不相信還能不能修好。可是這座多年沒上發條的鐘突然自己走了起來，裡面的那些小鐘奏了一段法國的小步舞曲，然後又停住了。做妻子的嚇壞了，說是敲響了她生命的最後時刻，現在就這麼躺着說胡話，不吃也不喝，連他這個做丈夫的也認不出來。
「您認為這就是神經受了震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問話的口氣是帶著懷疑的。「帶我去看看病人吧。」
他們走進隔壁的房間，屋頂上掛着技形吊燈，一張寬大的雙人床的兩邊擺了兩隻紅木矮腳凳。床的一側躺着一個身材嬌小的女人，毯子蓋過下巴，露出兩隻黑色的大眼睛。一看到進來的人，她搖着從毯子下面抽出來的兩隻手要趕開他們，寬大的睡衣袖子一直滑落到膠窩。她認不出自己的丈夫，似乎也不覺得屋子裡還有人，接着就開始輕輕地唱起～支不知是什麼名字的憂傷的歌。歌聲是那樣讓她顧影自憐，接着就哭了起來，像個孩子似的抽抽搭搭，請求允許她回到什麼地方的家裡去。醫生不論從床的哪一邊想走到她身邊，她都不讓檢查，每次都把後背掉過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