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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洛克看來，自然狀態到底有幾分只是一個說明性的假說，究竟他有幾分設想它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不得而知；但是我覺得好像他每每把這狀態認成是實際出現過的一個時代。有個社會契約設立了民政政治，人類借助于該契約脫出了自然狀態。這事情他也看成或多或少是歷史事實。但是目下我們要說的是自然狀態。
關於自然狀態及自然法，洛克要講的話大多並不新穎，不過是中世紀經院派學說的舊調重彈。聖托馬斯‧阿奎那這樣講：
「人制定的每一宗法律，有幾成出於自然法，便恰帶有幾成法律性質。但是它若在哪一點上與自然法牴觸，它立即不成其為法律；那純粹是對法律的歪曲。」
在整個中世紀，大家認為自然法譴責「高利貸」，即有息放款。當時教會的產業差不多全在於土地，土地所有主向來總是借債的人，不是放債的人。但是等新教一興起，新教所得的支援——特別是加爾文派得到的支援——主要來自富裕中產階級，這班人卻是放債的，不是借債的。因此，首先加爾文，然後旁的新教宗派，最後天主教會，都認可了「高利貸」。這一來，對自然法也有了另一種理解，但是誰也不懷疑存在這種東西。
自然法的信仰消滅後仍存在的許多學說，是從這個信仰發源的；例如，自由放任主義和人權說。這兩個學說彼此有關係，二者都起源於清教徒主義。有陶奈所引證的兩段話可以說明這點。
1604年英國下院的一個委員會發表：
「全體自由臣民，關於自己的土地，又關於在自己所專務而賴以為生的職業中自由發揮勤奮一事，天生持有繼承權。」
又在
1656年約瑟‧李寫道：
「每人借自然與理性之光的燭照，都要做有利於個人最大利益的事，這是無法否認的金科玉律。……私人的騰達向上就會是公眾的利益。」
若不是因為有「借自然與理性之光的燭照」幾個字，這滿可說是十九世紀時寫的呢。
我重說一遍，洛克的政治論中新穎的東西絶無僅有。在這點上，洛克和憑思想而博得了名聲的人大都相似。一般講，最早想出新穎見解的人，遠遠走在時代前面，以致人人以為他無知，結果他一直湮沒無聞，不久就被人忘記了。後來，世間的人逐漸有了接受這個見解的心理準備，在此幸運的時機發表它的那個人便獨攬全功。例如，達爾文就是如此；可憐的孟伯竇勛爵成為笑柄。
關於自然狀態，洛克還不及霍布士有創見；霍布士把它看成是這樣一種狀態：裡面存在着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人生是險惡、粗卑而短促的。但是霍布士被人認為是個無神論者。洛克由前人接受下來的自然狀態與自然法之說，脫不開它的神學根據；現代的自由主義多除掉神學根據來講這一說，這樣它就欠缺清晰的邏輯基礎。
相信太古時候曾有個幸福的「自然狀態」這種信念，一部分來自關於先祖時代的聖經故事，一部分來自所謂黃金時代這個古典神話。一般人相信太古壞的信念，是隨着進化論才有的。
以下是洛克著作中見得到的最近乎是自然狀態的定義的一段話：
「眾人遵循理性一起生活，在人世間無有共同的長上秉威權在他們之間裁決，這真正是自然狀態。」
這不是寫蠻民的生活，這是寫有德行的無政府主義者們組成的空想社會，這幫人是絶不需要警察和法院的，那是因為他們永遠遵從「理性」，理性跟「自然法」就是一個東西，而自然法本身又是由那些大家認為發源於神的行為規律組成的。（例如，「不可殺人」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而交通規則卻不是。）
再引證一些話，可以使洛克的意思顯得更清楚些。
“〔他說〕為正確地理解政治權力，並且追溯到它的本源，我們必須考察人類天然處于何種狀態；那狀態即是：在自然法的限度內，人有完全自由規定自己的行動，處理自己的財物和人身；不請求許可，也不依從任何旁人的意志。
“那也是平等的狀態，其中一切權力和支配權都是相互的，誰也不比誰多持有；有件事最明白不過：同樣品類的被造物，無分彼此地生來就沐浴着完全同樣的自然恩惠、就運用同樣的官能，那麼相互之間也應當平等，無隷屬服從關係；除非他們全體人的上神主宰明顯宣示意志，將其中一人拔舉在他人之上，作出明白清楚的任命，授予他對統治與主權的不容置疑的權利。
「但是儘管這〔自然狀態〕是自由的狀態，卻並非狂縱狀態：該狀態下的人雖持有處理自己的人身或財物的難抑制的自由，然而他卻沒有自由戕害自身，甚至沒有自由殺害他所佔有的任何被造物，除非有比單純保存它更高尚的某種用途要求這樣做。自然狀態有自然法支配它，這自然法強制人人服從；人類總是要向理性求教的，而理性即該自然法，理性教導全人類：因為人人平等獨立，任何人不該損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財物」（因為我們全是神的財產）。
不過，情況馬上顯出來好像這樣：大多數人處于自然狀態時，仍會有若干人是不依照自然法生活的，於是自然法在一定限度內提供抵制這般罪犯的可行手段。據他講，在自然狀態下，每個人可以保衛他自己以及為他所有的東西。「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是自然法的一部分。一個賊正動手偷我的財物時，我甚至可以把他殺死，這個權利在設立政治之後還是存在的，固然，若存在政治，假如賊跑掉，我必須捨棄私自報復而訴之於法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