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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有兩種，當然，這中間還有許多層次。我說的這兩類，也可以被稱作現實的和幻想的，或肉體的和精神的，或情感的和理智的。當然，在這些不同的名稱中選擇一種恰當的名稱，這主要視論點而定，在這兒，我不打算證明任何論點，而僅僅打算去描述。也許描述這兩種幸福的差異的最簡單方法是：一類幸福是對所有的人都敞開胸懷，另一類幸福則對能讀會寫的人情有獨鍾。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時，我認識一個掘井工，在他身上充滿了幸福。他身材極為高大，肌肉極為發達，但是既不會讀又不會寫。當他在
1885年得到一張國會選票時，他才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有這麼一個機構存在，他的幸福並不來自于知識，也不是基于對自然法則、物種完善、公共設施公有權。安息日會的最終勝利，或知識分子認為的人生樂趣所必不可少的任何信條，而只是基于軀體的活力，足夠的勞作和對石塊這類並非難以踰越的障礙的征服。
我那位花匠的幸福也是與他同種類型的，他一年四季與野兔作戰，他說起這些小動物，就像倫敦警察廳提起布爾什維克分子一樣；他認為它們行事詭秘，詭計多端，凶惡殘忍，只有同樣的精明伶俐的對手才能和它們作一較量。正像那些聚集在凡爾哈拉大廳裡的英雄
4門，他們每天都在追捕一頭野豬，這頭野豬每天晚上被他們殺死，可是第二天早上又奇怪地復生了。我的花匠也能捕殺其死敵，而並不擔憂第二天那死故重新復生。那花匠雖然已經有
70多歲的年紀了，可地從不停息，為了幹活，他還得每天騎車跑上
16英里的山路，但歡樂之泉是取用不盡的，那源頭恰恰來自「那些兔意子們」。
你也許會說，像我們這類讀書人，是體驗不到這種單純的快樂的；如果我們對兔子這般小的動物發動戰爭，我們能從中體味出什麼快樂來呢？在我看來，這種觀點實在膚淺。一頭兔子要比黃熱病桿菌大得多，但一個擁有知識的人尚且能夠從與後者的搏鬥中得到快樂。從情感的內容這一方面說，那些受過最高教育的人的快樂，與我的花匠的體驗到的快樂並無不同；教育造成的差異僅僅是快樂的形式不同而已。成功的快樂需要困難跟隨，即使在最後這種困難得以克服，但它必須使得成功在開始時沒有把握。
這也許就是別對自己的能力估計過高乃是幸福的源泉之一的原因了。那種自我評價偏低的人不斷地為自己的成功感到驚奇，反之，那種自我評價過高的人則往往為自己的失敗感到驚奇。前一種驚奇是令人高興的，後一種則令人沮喪。因而明智的做法是既不無端地自負，也不自卑，得連進取。
動都沒了。
在那些受過更高級的教育的社會成員當中，現在最幸福的要數科學家了。他們中間許多最傑出的人在情感上是純樸的，他們能夠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一種滿足，這種滿足是如此深刻，以至于吃飯、結婚對他們來說都是樂不可言的了，藝術家們和文人學士將其婚姻生活中的愁眉苦臉當成是禮儀上的需要，而科學家則往往能充分地享受這古老的天倫之樂，其原因在於，他們智力中的較高部分完全被自己的工作所占用，而不允許侵入到自己無能從事的領域，在他們的工作中，他們感到幸福，因為在如今的時代科學發展迅速，力大無比；因為這一工作的重要性既不被他們自己也不被外人所懷疑。因此，他們沒有必要擁有複雜的情感，因為簡樸的情感已經遇不到阻力了。複雜的情感象河水上的泡沫；平緩流動的河水遇上障礙便產生泡沫。
只要生機勃勃的水流沒有受阻，那麼它便不會泛起小小的浪花，粗心的人則往往對其蘊藏的力量視而不見了。
在科學家的生活中，幸福的全部條件都得到了實現。他有一種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能力的活動，他獲得的成就，不管是對他自己來說，還是對那些甚至有時並不理解他們的普通大眾來說，都是很重要的。在這一點上，他比藝術家幸運。當公眾不能理解一幅畫或一首詩歌時，他們的結論往往是：這是一幅糟糕的畫或這是一首糟糕的詩。
當他們不能理解相對論時，他們都下結論說（這倒在理），他們受的教育不夠。結果便是：愛因斯坦受到景仰，而畫家卻在閣樓中饑腸鍵限，愛因斯坦是幸福的，而畫家則是不幸福的。以一貫的我行我素來對抗公眾的懷疑態度，在這種生活中，很少有人是真正幸福的，除非他們能自己關在一個排外的小圈子內，忘記外面的冷漠世界。而科學家，由於除了同事，其他的人都器重自己，因而不需要小圈子。
相反，藝術家則處于要麼選擇被人鄙視，要麼做卑鄙無賴的人的痛苦不堪的處境之中。如果這位藝術傢具有驚人的才華，那麼他必定會招致非此即彼的厄運：如果他施展了自己的才華，結局便是前者；如果他深藏不露，結局便是後者。當然事情並非永遠如此。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期，那時優秀的藝術家們，甚至在他們年紀尚輕時，便為人們所尊重。
于勒二世①雖說可能對米開朗基羅是不公平的，但他從不貶低米開朗基羅的繪畫才能。現代的百萬富翁，他可以給才華耗盡的老藝術家萬貫錢財，但他絶不會認為，藝術家所從事的活動，與他的一樣重要，也許這些情況與下述事實有關，即：一般而論，藝術家比科學家更不幸福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