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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房 - 165 /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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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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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在學校裡,孩子們寫作文,題目有關於安娜·卡列尼娜不幸的、悲慘的、被斷送的以及還有別的什麼的一生。然而,難道安娜算得上不幸?她選擇了愛情,併為愛情付出了代價,這是幸福!她是一個自由的、驕傲的人!可要是在和平時期有身穿軍大衣、頭戴大蓋火鍋的人闖過你生在那裡和一直住在那裡的房屋,命令全家在24小時內離開那所房屋,離開那座城市,而且只允許帶你那雙力氣有限的手所能帶的東西呢?……」

這雙眼睛所能夠哭出來的淚水,早已經哭幹了,從那裡求必還能流出什麼來。不過,為了發出最後的詛咒,裏邊也許還會燃起熾烈而純淨的火。


  

「…你要是把門打開,招呼路上的行人,說不定他們會從你的家裡買去點什麼,不,還不如說是奶幾個小錢給你買麵包吃,那時,那些嗅到了氣味的商人——世上的事他們什麼都知道,就是沒料到轟雷有朝一日也會劈到他們頭上!——居然毫不知恥地出百分之一的價錢買你母親傳下來的鋼琴,而你那頭上扎着蝴蝶結的小女兒,最後一次坐下來準備彈一首莫扎特的曲子,但卻放聲大哭,跑開了,試想,我還去讀《安娜·卡列尼娜》幹什麼?莫非我自己的這番經歷還不夠嗎…我從哪本書裡可以讀到關於我們的事情?關於我們的事情!難道說真的要過100年不成?」

儘管她差不多是在大聲疾呼了,然而多年恐懼的訓練畢竟沒有使她失去控制:她沒有呼喊,這不是呼號。只有科斯托格洛托夫聽得見她的聲音。

是的,也許還有在盆裡坐浴治療的西布加托夫聽得見。

在她的敘述中可以看到的跡象並不算多,但也不算太少。

「列寧格勒?」奧列格問。「1935年?」

「您認出來了?」

「你們是住在哪一條街?」

「富爾施塔德街,」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緩慢地回答,聲調哀怨但又略帶欣慰。「那您呢?」

「扎哈里耶夫街。就在旁邊!」

「就在旁邊……那時您幾歲?」

14歲。」

「您什麼也不記得嗎?」

“很少。

「您不記得?那時就像發生了地震——住宅的大門敞開着,有人過去,拿了東西又離開,誰也不問誰。要知道,全城有四分之一的人家遭放逐。您不記得了?」

「不,我記得。但可恥的是,當時我沒有覺得這有什麼了不起。學校裡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為什麼這是有益的。」

有如被經繩勒緊了的母馬,這位漸漸變老的護理員把腦袋上下移動着說:

「關於圍困時期——誰都會講!關於圍困時期——長篇敘事詩也有人寫!這都是允許的事情。可是圍困時期以前呢,好像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似的。」

是啊,是啊。有一次西布加托夫也是這樣在盆裡坐熱水浴,卓姐就坐在這個地方,而奧列格也像今天這樣,坐在這張小桌子旁邊,他們在這盞檯燈下交談——不也是談圍困嗎?

至于圍困時期以前,那座城市裡似乎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

奧列格嘆了口氣,彎着臂肘斜托腦袋,心情沮喪地望着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

「慚愧,」他輕聲說。「為什麼在災難還沒有臨到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親人頭上時,我們就無動于衷?人的本性怎麼是這樣的?」

除此之外,還使他感到慚愧的是,他把感受這樣的折磨着得比帕米爾的頂峰還高:女人要求于男人的究竟是什麼,不能少於什麼?彷彿生活的意義就集中在這一點上。彷彿除此之外,在他的故鄉既沒有苦痛,也沒有幸福。

心中感到慚愧,但也舒坦多了。別人的不幸像潮水似的在退落,也沖走了他自己的不幸。

「在這之前,有那麼幾年,」伊麗莎白·阿納托利耶夫娜回憶道,「曾勒令貴族遷出列寧格勒。大約也有10萬人,而這曾引起我們特別注意了嗎?其實,當時那裡剩下的算是什麼貴族啊!老的老,小的小,可憐巴巴的。我們明明知道,卻眼睜睜地看著,無動于衷:反正沒碰到我們自己。」


  
「你們也就買了他們的鋼琴?」

「可能買下了。當然,買了。」

這時奧列格才算看清楚了,這個女人還不到50歲。可是單從表面來看,她已經是個老太婆了。從白頭巾裏邊垂下的一絶頭髮也跟一般老人的頭髮一樣平直,已捲曲不起來。

「那末,你們是什麼時候被迫遷走的?由於什麼?定成了什麼?」

「能由於什麼呢?還不是叫做社害麼。或者叫做社危——社會危害分子。這屬於特殊條款,不用審訊,方便得很。」

「您丈夫是做什麼的?」

「普通老百姓。音樂廳裡的一個吹長笛的。喝醉酒愛發議論。」

奧列格想起了自己死去的母親——也是這樣一個早衰的老婦,也是這樣一個忙忙碌碌的知識婦女,也是這樣由於沒有丈夫而孤立無援。

如果是住在同一個城市裡,他也許能為這個女人提供一定的幫助,給她的兒子指點方向。

然而,就像被大頭針釘在格格和框框裡的昆蟲標本那樣,各人有各人的位置。

「和我們很熟的一戶人家,」此刻,沉默了那麼久的一顆靈魂,一旦開了口,也就不停地講下去了,「有兩個大孩子,兒子和女兒,都是富有熱情的共青團員。有一天,他們全家突然被勒令遷居。兩個孩子趕到共青團區委去請求『保護』。那裡對他們說:‘我們一定保護你們。

給你們紙,照這樣寫:茲申請自今日起不要再把我看作某某人的兒子、女兒,我聲明同該兩名社會危害分子劃清界限,並保證今後同他們脫離關係,不與他們保持任何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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