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似乎是在一些牆垣之間闖來闖去，拐來拐去，心早就跑到了前面去，可是兩條腿跟不上，腿動得太慢了，真是毫無辦法！但總算看到一張紙！他立刻想到，這準是它。他想向它跑過去，可是兩腿卻動也不動。於是他趴下來，主要靠胳膊推動身體向那張紙爬去。但願別被別人先搶去！但願別人別跑在前頭，別被別人搶走了！快了，快到了……終於，他抓住了那張紙！是它！！可是手上一點力氣也沒有了，連撕掉它的力氣都沒有，他肚皮貼在地上休息一會兒，而那張紙就壓在身下。
這時有人在推他的肩膀。他決定頭也不回，不放開身下的那張紙。可是推他推得很輕柔，這是一隻女人的手在推。這時魯薩諾夫猜到了，正是葉利昌斯卡妞本人。
「我的朋友！嗅，我的朋友！請告訴我，我的女兒在什麼地方？」她聲音柔和地問道，想必是俯身緊貼著他的耳朵。「您把她弄到哪裡去了？」
「她獃在一個好地方，葉連娜·費奧多羅夫娜，您放心好了！」魯薩諾夫回答說，但頭並沒轉向她。
「究竟在哪兒呢？」
「在兒童收容所。」
「在哪個兒童收容所？」她並不是審問他，不過聲音聽起來是十分憂鬱的。
「這我倒是真的不知道。」他的確想告訴她，可是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不是他親自送去的，況且從那兒又有可能轉送到別處去。
「是不是還用我的姓呢？」她在他肩後提問，聲音聽起來可說是溫柔的。
「不是，」魯薩諾夫流露出同情。「有過那種規定：必須換一個姓。與我毫無關係，是那樣規定的。」
他躺在那兒回想，當初他對葉利昌斯基夫婦甚至可說是有過好感。他跟他們沒有任何冤仇。如果說他不得不告那老頭兒的密，純粹是由於丘赫年科要求他那樣做，因為葉利昌斯基礙丘赫年科的事。老頭入獄以後，魯薩諾夫出於真心照顧他的妻子和女兒，就在葉利昌斯卡妞意識到自己即將被捕的時候，她把女兒託付給魯薩諾夫了。
至于後來怎麼會弄得他還寫了告發她的信，他記不起來了。
現在，他從地上回過頭去，想看她一眼，可是她已不在那兒，連影子也沒有（她不是死了嗎，怎麼會在這兒呢？），可就在這時，他的脖子，右側裡面，感到強烈的刺痛。於是，他把頭放平，繼續趴着。他需要休息一下，他太累了，從來沒這麼疲勞過！渾身痠痛。
他好像躺在煤礦的一條坑道里，但他的眼睛已經習慣于黑暗，發現身旁地上有一架電話，上面灑了一些無煙煤的碎屑。這可使他極為驚訝——這裡怎麼會有市內的電話機？莫非它真的能與城裡掛通？要是這樣，就可以打電話叫人給他送點喝的來了。當然，來人把他送到醫院裡去就更好。
他摘下聽筒，可是聽到的不是撥號音，而是既爽朗又乾脆的聲音：
「是魯薩諾夫同志嗎？」
「是，我就是，」魯薩諾夫馬上振作了起來（他似乎一下子就感覺到，這聲音來自上面，而不是下邊）。
「請到最高法院來一趟。」
「最高法院？是！馬上就來！好的！」他已準備把聽筒擱好，突然想起來了：「對不起，是到哪個最高法院——舊的還是新的？」
「新的，」對方冷冷地回答。“快點來。’寧是電話掛斷了。
他想起了有關法院人事更動的一切！罵自己不該主動拿起了聽筒。馬圖列維奇不見了……克洛波夫不見了…還有貝利亞也不見了！唉，這世道！
既然叫去，那就得去。他本來是沒有力氣爬起來的，但因為要他去，那他就不得不起來。他四肢用力，身子稍稍抬起了一點，又趴倒了，像一隻尚未學會走路的牛犢。誠然，他們沒給他規定具體的時間，但是說了「快點來」！他終於扶住坑道壁，站了起來。
就這樣，他邁着虛弱無力的兩腿，晃晃悠悠地往前走，手始終扶着坑道壁。不知為什麼脖子右側又疼了起來。
他一邊走一邊想：難道真的要審判我？難道會這麼殘酷無情：事隔那麼多年還要審判我？唉，這次法院的大換班！不會有什麼好兆頭！
有什麼辦法呢，儘管他對最高司法機關十分尊重，出於無奈，也只得在那裡為自己辯護。他是敢於為自己辯護的！
他會對他們這樣說：判決不是我作出的！審問也不是我主持的！我只不過提供了一些有關嫌疑的信息。如果我在公共廁所發現報紙的殘片上有被撕毀的領袖像，我有責任把這殘片送到有關部門去，並提供信息。而擺在偵察部門面前的任務，就是要調查核實！也許這是偶然的，也許這不是那麼回事。偵察的目的就是為了查清事實！而我只不過是履行了普通的公民職責。
他會對他們這樣說：所有這些年頭裡，重要的事情是整頓社會！從思想上整頓！這就非把社會加以淨化不可。而要淨化社會就缺少不了那些不嫌勝的人。
這些理由在他心中越翻騰，他就越感到怒火中燒，而且越想儘快傾吐出來。這時他甚至希望快點走到，快點被叫去，他可以衝著他們理直氣壯地說：
“不是我一個人這樣做過！你們為什麼偏偏審問我？這事誰沒參與？要是沒提供過幫助，怎麼竟保住了自己的職位？！……
古宗？他豈不自己吃了官司！”
他處在一種十分緊張的狀態，彷彿已經大喊大叫了一通，但隨即發現自己根本沒喊，只是喉嚨腫脹了起來。而且疼痛。
他似乎已不在坑道里，而是就在走廊裡走，有人在後面叫他：
「帕什卡！你怎麼啦，病了嗎？怎麼連步子也邁不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