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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鳩着手從這些混亂的事實中建立政治科學。他尊重這個事實，因為它使他與君主制相調和。他一開始相信君主是一種罪惡，而且不是一種必要的罪惡，他們的時代來日無多。他到華爾波爾時期的英格蘭一遊，學到了一種可以延長君主存在的方案。他仍然承認共和國是美德的統治，而他所謂的美德，是指熱愛平等和自我節制。但他看到過一種因腐敗而興盛的君主制。他說君主制的獨特原則不是品德而是榮譽，他曾把它描述為一種能使凡人犯下几乎每一種罪而又不受懲罰的設計。根據按照氣候和緯度解釋制度和性格的著名學說，讚揚英國絲毫無損于法國的愛國主義。孟德斯鳩審視周圍和國外，卻沒有看得更遠。他為每一種正面事實提供理由的令人欽佩的技巧，有時也混淆了作為前提的原因和作為辯護的論點之間的區別。他對支持特權的辯解所知甚多，以致几乎忽略了一無所有的階級；他對教士雖並不友好，但贊成他們享有豁免權。他認為只有貴族能保存君主制，使得英國比任何共和國更自由。他確定了重要的保守主義格言，即成功通常依靠知道它何時降臨；而他的著作中最純正的輝格派格言來源於費奈隆：即當公民的義務模糊了人的義務時，它便是一種罪過。他的自由是哥特式的，而不是貪多無厭的。但是他工作的座右銘「Prolem sine matre creatam'’(沒有母親而生的孩子——原文為拉丁文)，所表達的意思卻是，“缺乏的一樣東西乃是自由」；他曾論及稅收、平等和在
1789年使他有短暫影響的分權。他關於立法機關可能比行政機關更危險的警告，則未被聽從。《論法的精神》在
1767年盧梭獨領風騷時衰落。作者的心靈活動於他十分熟悉的社會條件，並未注意到將至的民主。他向休謨保證說不會有革命，因為貴族沒有市民的勇氣。
達讓森作為
1745年的外交部長，有更多的先見之明，並且瞭解政治的底細。他不像他那個輝煌的時代那樣盲從，總在構想著基本變革的計劃，他是最早的一位作家，可以讓我們從其著作中窺見
1789年的理論。在他之前也有人覺察到了革命將至，但是達讓森預言它將始於在巴黎街頭對教士的屠殺。
38年後，這些話在聖潔門修道院的門口應驗了。作為王位覬覦者的支持者，他很少受到崇英思想的影響，對於既威脅教會也威脅國家的無神論精神，他不把它歸因于英國的自然神論和輝格黨，而是歸因于羅馬教會以及它的分裂和不寬容。歐洲大陸有一種普遍的看法，認為
1688年是非國教徒的一次叛亂，而一個輝格黨人被認定是導致安妮之死的長老會教徒。不難推論，神學衝突愈是激烈，它所導致的社會動盪也愈劇烈。早在
1743年，他那可怕的預見力便洞察到國家正在四分五裂，它的命運已經如此確定，以致他開始打算在其他主人那裡避難。他希望剝奪貴族、教士和律師的權力，把它們給予群眾。儘管政治科學尚在襁褓之中，他已借助啟蒙的曙光提出了理性主義的自由和作為完美政治之體現的在各階級和各宗教之間的平等。世界不應受羊皮紙和既得利益統治，而應受清明的理性統治，它經歷了從複雜到簡單的過程，將掃除國家和民主之間的一切中介物，讓國家的每一部分人自理其事。他熱衷于改變一切，只有能夠單獨改變其餘一切的君主制是個例外。慎重的議會也不會比它的成員的平均水平更高明。它既不十分愚蠢，也不多麼聰明。如果國王使他自己成為哲學和正義的不可抵抗的工具，並努力改革，則萬事如意。但他的國王是路易十五。達讓森看到值得維護的東西是如此之少，便大膽主張橫掃一切的理性判斷和抽象命題。根據他的理性主義，他對習慣性偏見和財產權利的冷漠，根據他的名言，即可以假定人人都理解涉及到他的個人利益和責任的一切事物，根據他對於民主、平等和單純的熱情，以及他對於中間權威的厭惡，可以說他屬於他身後的一代。他預見到了事件，但並未促成這些事件，因為他最好的著述只在我們這個時代才為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