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馬莎在河堤上談話已是幾個月前的事了。從那時起，我就沒見到過她。可是，她和皮果提先生通過幾次信。她熱誠合作，卻尚無結果；我也不能從他告訴我的話中斷定我們此刻能對愛米麗的命運作什麼推斷。
我承認我對她的回來已不抱希望，越來越認為她已經死了。
皮果提先生依然堅持那信念。就我所知——我相信我把他那顆誠實的心看得很清楚——他堅信他能找到她。他從來沒有動搖過。他從沒失去過耐心。
雖然想到他那堅韌信心一度失去會造成的痛苦我就不安，可他的信心中有一種那麼富於宗教性的東西。有一種那麼表現了深情的東西，它使人感到他的信心植根於他美好天性中最純潔的深處，使我對他越來越敬重。
他並不是一個喜歡無所事事的老實人。他一生都是個踏實吃苦的實幹家。他也知道，當他需要別人幫助他做某件事時，他自己仍需努力做那件事以自助。由於生怕舊船房的舷窗內沒有燈光，他曾夜間步行前往雅茅斯。
為了能從報紙上讀到一點和她大約有關的消息，他曾拄杖而行
7、
80英里。聽了達特爾小姐告訴我的話，他就乘船去了納不勒斯，然後又回來了。他的旅行都很艱辛；因為他一味省錢，留着找到愛米麗後再給她用。在這所有的找尋中，我從沒聽見他訴苦，從沒聽他叫苦累或說他已感到心灰意懶。
我們結婚以後，朵拉也很喜歡他。他站在她沙發一邊，手拿着他的粗布便帽。我的娃娃妻子怯生生地抬起臉，用驚奇的藍眼睛看著他。這情景好像就在我眼前一樣。
有時，日落之後的黃昏，他來和我談話，我把他帶到花園裡，他邊吸煙邊和我慢慢踱步；這時，我就清清楚楚記起他離棄的家，那晚間室外風兒悲號而室內爐火通明的家，在我童年時看來，那個家總那麼愜意。
一天夜裡的這個時分，他告訴我，他前天晚上外出時，看見馬莎在他住所附近等他。馬莎請求他在再見到她之前，無論如何不要離開倫敦。
「她告訴過你為什麼這樣嗎？」我問道。
「沒有，衛少爺，」他沉思着摸着臉回答道。「我也這麼問了她來着，可她說她不能說出來。」
對於這消息，我除了說些相信他不久便可看到她一類的話，沒說什麼別的，因為我已很久不用渺茫的希望來給他打氣了。我也說不出這消息在我心裡引起了什麼樣的臆測，而且那些臆測也是很沒把握的。
大約兩星期後的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花園裡散步。我對那一夜的情景記得很清楚，那正是米考伯先生那樣讓人摸不着頭腦的第二天。已經下了整整一天雨，空氣中還是濕濕的。樹上的葉兒茂茂密密，吸飽了水而下垂着；雨已停了，天色仍灰暗；充滿希望的鳥唱起了愉快的歌。
我在園中徘徊時，暮色漸漸在我四周聚攏，鳥聲也漸漸變低了。那種只有鄉村夜間才有的寂靜隨夜色鋪開，除了樹枝上偶然滴下的水珠，最輕的樹也不動了。
我們的小屋旁有由葡萄架和長春藤組成的綠色小配景；透過那小配景，我能從我散步的花園看到屋前的大路。我腦裡正轉着許多念頭時，不經意把眼光投往這一邊。於是我看到一個穿著寒傖外衣的身影。這身影急急向我俯下身子並招招手。
「馬莎！」我朝那身影走過去並說道。
「你能跟我走嗎？」她聲音低而急切切地問道。“我到了他那兒，可他不在。我把我要他去的地方寫下來，親手放到他桌上。他們說，他不會在外面逗留很久。
我有消息要告訴你。
你能馬上來嗎？”
我的回答是馬上走出大門。她做了個急切切的手勢，像是請求我忍耐而不要出聲，然後她朝倫敦那個方向轉過身去。
從她衣服上的泥痕看來，她是步行從倫敦來的。
我問她，我們是否去倫敦。她像先前一樣做了個很急切切的手勢示意肯定的答覆。我攔住一輛過路的空客車，我們便上了車。我問她應叫車伕朝哪兒趕時，她答道：「只要是靠近黃金方場就行！趕快！」說罷，她就踡縮在車廂一角，用一隻顫抖的手摀住臉，好像受不住任何聲音刺激一樣。
當時，我也受了很大刺激，希望和害怕這兩種矛盾心理交織着使我頭暈眼花。我瞪大眼看著她，想從她那裡得到點線索。可是發現她那樣強烈地想保持沉默，又感到自己在那種情形下我亦欲安靜，也就不去打破那沉默了。我們一路前行。
她一動不動，除了有時朝窗外看看，好像還嫌慢了一樣；
實際上我們走得很快。
我們在她說的方場入口處之一下了車。我叫車伕把車停在那裡，以備萬一用得着。她把手放在我胳臂上，催我走進那些很暗的街道之一。那一帶像這樣的街道有好幾條，那裡的房子也一度是獨戶住的好住處，但現在已淪落為論間出租的貧民住處了。
在這樣的一幢房子打開的門前。她鬆開我胳膊，向我招手，讓我跟她走上了像是通往街道的排水溝一樣的公用樓梯。
那房子裡住滿了人。我們往上走時，房門都開着，不斷有人探出頭來；在樓梯上，我們和上上下下的人擦身而過。走進來前，我們曾從外面往上看，看到些女人和孩子趴在窗口花盆上；後來從門口探出頭來的人也大多是他們，大概我們讓他們感到好奇。樓梯是嵌板的，很寬，烏木什麼的欄干很粗；門上方有刻成無花果形的檐板；窗口有寬寬的座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