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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錄》據趙橫山《李君神碑》石虎建武六年，歲在庚子，與《載記》合。若從帝紀，則建武六年當是己亥，今此碑與《西門豹詞殿基記》皆是庚子，以此知帝紀之失，此是差一年之證。然《載記》亦不盡合，昔人作史，但存其年號而已，初不屑屑于歲月也。
《續綱目》景炎三年五月以後為帝祥興元年，非也。黃氵晉《番禺客語》：「改元在明年正月己酉朔。」蓋亦是即位之初改明年元耳，史家省文，即系于前年月日之下，日「改元祥興」。以此推十六國事，必當同此。
○後元年漢文帝後元年，景帝中元年、後元年，當時只是改為元年，後人追紀之為中為後耳。若武帝之後元元年則自名之為「後」；光武之中元元年，梁武帝之中大通元年，中大同元年，則自名之為「中」，不可一例論也。
元順帝至元元年，重用世祖之號，後人追紀之，則曰「後至元元年」。
○李茂貞稱秦王用天年號《通鑒》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封岐王李茂貞為秦王，比得薛昌序所撰《鳳翔法門寺碑》，天十九年建，而其文已稱秦王，則前乎同光之二年矣，蓋必茂貞所自稱。又史言茂貞奉天年號，此碑之未亦書「天十九年」，而篇中歷述前事，則並以天復紀年，至天復二十年止，亦與史不合。
《五代史‧李彥威傳》：「是時昭宗改元天，遷于東都，為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為天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前蜀世家》則雲「建與唐隔絶而不知，故仍稱天復」。其說不同。按此碑則歧人亦稱天復，史失之也。
又今陽城縣有後周顯德二年徐綸撰《龍泉禪院記》內述天十九年。按此地本屬梁，此記乃追削梁號，而改稱天者。
○通鑒書葬《通鑒》書外國之葬，如《晉紀》義熙六年九月下云：「甲寅，葬魏主外于盛樂金陵。」不言「魏葬」，而言「葬魏」。或以為仿《春秋》之文，愚以為非也。《春秋》書「葬宋穆公」、「葬衛桓公」之類，皆魯遣其臣會葬，故為此文。若南北朝時，本國自葬，則當書「魏葬」，如《宋紀》：「景平元年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元嘉二十九年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則得之矣。
○通鑒書閏月《通鑒》書閏月而不著其為何月，謂仿《春秋》之法，非也。春秋時，間未有不在歲終者。自《太初曆》行，每月皆可置閏，若不著其為何月，或上月無事，則後之讀者必費于追尋矣。《新唐書》亦然，惟高宗顯慶二年正月無事，乃書曰：「閏正月壬寅，如洛陽宮。」
○史書人君未即位史書人君未即位之例，《左傳》晉文公未入國，稱「公子」。己人國稱「公」；《史記》漢高帝未帝稱「漢王」，未王稱「沛公」。五年，將戰垓下，而曰「皇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皇帝後」，至其下文乃曰「諸侯及將相相與共請，尊漢王為皇帝」，於言為不順矣。
沈約作《宋書》，于本紀第十捲，順帝升明三年四月壬申，始書「進齊公爵為齊王」，而前第八卷明帝泰始四年七月庚申，已書「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充州刺史」，自此以下，齊王之號累見于篇，此言之不順也。
○史書一人先後歷官《漢書‧溝恤志》先稱「博士許商」，次稱「將作大匠許商」，後稱「河堤都尉許商」，此書一人而先徑歷官不同之法。《書‧君》：「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伊尹、保衡，一人也，湯時未為保衡，至太甲時始為此官，故變文以稱之也。
○史書郡縣同名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字以為別。蓋本於《春秋》之法。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是其例也，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于縣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書沛縣為「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為「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為「小丹陽」。後人作史多混書之，而無別矣。
○郡國改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改春陵鄉為章陵縣。」「十六年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園廟，詞舊宅。」又云：「乃悉為春陵宗室起詞堂。」上言「章陵」，見名也；下言「春陵」，本春陵候之宗室，不可因縣名而追改之也。此史家用字之密也。
《史記》「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此未當，當日東垣人。《盧綰傳》「高帝十一年冬，更東垣為真定。」《儒林傳》「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師古曰：「初徙時未為杜陵，蓋史家追言之也。」
《漢書，夏侯勝傳》「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趙廣漢傳》「趙廣漢，字子部，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後漢書‧黨錮傳》：劉YY，中山安國人也，安國後別屬博陵。”夏候湛《東方朔畫像贊》「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魏建安中，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人焉。」此郡國改名之例。
○史書人同姓名《史記》漢高帝時有兩韓信，則別之曰「韓王信」。《漢書》王莽時有兩劉歆，則別之曰「國師劉歆」。此其法本於《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光事，中有兩賈舉，則別之曰「侍人賈舉」。
《金史》有二訛可，日草火訛可、日板子訛可；有三婁室，日大婁室、曰中婁室、曰小婁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