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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裴延齡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人主。陸亙公謂其愚弄朝廷，甚于趙高指鹿為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為無，指無為有，以欺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安石執政，時號絳為傳法沙門，惠卿為護法善神。愚謂近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神也。宛平孫承澤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曰多聞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為支離，為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無知、無能為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之刻，真為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弘治、正德之際，天下之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絶世之資，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踵於人間，而王尚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情事矣。故王門高弟為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為顏山農，再傳而為羅近溪、趙大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為何心隱，再傳而為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以為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眾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于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
《姑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程、朱。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為焚棄。」少師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
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以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與？至筆之簡冊，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禁斥之，得無不可乎！當日在朝之臣有能持此論者，涓涓不塞，終為江河，有世道之責者，可無履霜堅冰之慮。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風至于百有餘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談，王介甫之新說，其在於今，則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世反之正，豈不在於後賢乎！
○李贄《神宗實錄》：「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為官，晚年削髮，近又刻《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為智謀，以李斯為才力，以馮道為吏隱，以卓文君為善擇佳耦，以秦始皇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為不足據，狂誕悖戾，不可不毀。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良輩游庵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財，強摟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縉紳士大夫亦有誦咒唸佛，奉僧膜拜。手持數珠，以為律戒；室懸妙像，以為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于禪教沙門者，往往出矣。近聞贄且移至通州，通州距都下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為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贄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及各布政司，將贄刊行諸書，並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無令貽禍後生，世道幸甚！』得旨：『李贄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廠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留。如有徒黨曲庇私藏，該科道及各有司訪奏治罪。』已而贄逮至，懼罪不食死。」愚按，自古以來，小人之無忌憚而敢於叛聖人者，莫甚于李贄，然雖奉嚴旨，而其書之行於人間自若也。天啟五年九月，四川道御史王雅量疏奉旨「李贄諸書怪誕不經，命巡視衙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喜其書，往往收藏，至今未滅。
○鐘惺鐘惺字伯敬，景陵人，萬曆庚戌進士。天啟初，任福建提學副使，大通關節。丁父憂去職，尚挾姬妾游武夷山，而後即路。巡撫南居益疏劾有云：「百度逾閒，《五經》掃地。化子衿為錢樹，桃李堪羞；登駔儈于皋比，門牆成市，公然棄名教而不顧，甚至承親諱而冶遊。疑為病狂喪心，詎止文人無行！」坐是沈廢于家。乃選歷代之詩名曰《詩歸》，其書盛行于世。已而評《左傳》，評《史記》，評《毛詩》，好行小慧，自立新說，天下之士靡然從之。而論者遂忘其不孝貪污之罪，且列之為文人矣。
余聞閩人言，學臣之鬻諸生自伯敬始。當時之學臣，其于伯敬固當如茶肆之陸鴻漸，奉為利市之神，又何怪讀其所選之詩。以為《風》、《騷》再作者耶？其罪雖不及李贄，然亦敗壞天下之一人。
舉業至于抄佛書，講學至于會男女，考試至于鬻生員，此皆一代之大變，不在王莽、安祿山、劉豫之下，故書其事于《五經》諸書之後。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已先言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