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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辯之矣。其書曰：「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論學書牘三數十捲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于向裡者，以為得于既悟之餘，而斷其為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為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慢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于答何書者四通，以為晚年定論；至于《集注或問八則以為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雲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為『舊』字，卻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資絶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為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于朱子之說有相抵悟，揆之於理，容有是邪？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其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于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未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無亦偶然也邪？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為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豪厘之不同者為祟于其間，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執事于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為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以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雲，釋氏亦每言之，豪厘之差正在於此。即草廬所見果有合于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于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于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為非，而以墮此科臼為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為多事，其可乎哉？東陳建作《學通辯》，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逐年編輯而為之，辯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氵方《對江右六君子策》乃雲‘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言』，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邪？使其合併于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為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若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于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唱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辯，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養者為定論，以附合于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笑！
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其牽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咸信之，而莫能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