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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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世風俗《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宋之初興，范質、王溥猶有餘憾。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錫、王禹、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為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志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嗚呼！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為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為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也。《剝》上九之言碩果也，陽窮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人君禦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雖所用或非其人，而風俗醇厚，好尚端方，論世之士謂之君子道長。及神宗朝荊公秉政，驟獎趨媚之徒，深鋤異己之輩。鄧綰、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諸奸，一時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鑽」之目。干進之流，乘機抵隙。馴至紹聖、崇寧，而黨禍大起，國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農田、水利、青苗、保甲諸法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變士心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曆數十百年，滔滔之勢一位而不可反矣。李應中謂：「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此可謂知言者也。《詩》曰：「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夫使慶歷之士風一變而為崇寧者，豈非荊公教揉之效哉。

《蘇軾傳》：「熙寧初，安石創行新法，拭上書言：『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徠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慾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當時論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獨觀而三複也。《東軒筆錄》：「王荊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務，而宿望舊人議論不協，荊公遂選用新進，侍以不次，故一時政事不日皆舉，而兩禁台閣內外要權莫非新進之士也。及出知江寧府，呂惠卿驟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時之士見其得君，謂可以傾奪荊公，遂更朋附之，以興大獄。尋荊公再召，鄧綰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條列荊公兄弟之失數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荊公。故荊公表有雲『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義不足以勝奸，故人人與之立敵。』蓋謂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荊公復相，承黨人之後，平日肘腋盡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當日唯與其子機謀，而又死，知道之難行也，於是慨然復求罷去，遂以使相再鎮金陵，未期納節。久之，得會靈觀使。」其發明荊公情事，至為切當。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而《大戴禮》言：「有人焉，容色辭氣其人人甚愉，進退周旋其與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跡荊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變土習、蠢民生，而已亦不饗其利。《書》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風俗為重哉！

《東軒筆錄》又曰：「王荊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蘇子瞻《易傳兌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兌之小人，以說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處于二陽之間，以求說為兌者故日『來兌』，言初與二不招而自來也，其心易知，其為害淺，故二陽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累於物，此小人之托於無求以為兌者也，故曰『引兌』，言九五引之而後至也。其心難知，其為害深。故九五孚于剝，雖然其心蓋不知而賢之，非說其小人之實也，使知其實則去之矣，故有厲而不凶。然則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難進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兌則其道光矣。」此論蓋為神宗用王安石而發。《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于色。」荊公當日處卑官，力辭其所不必辭；既顯，宜辭而不復辭。矯情干譽之私，固有識之者矣。夫子之論觀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是則欺世盜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陸游《歲暮感懷詩》：「在昔祖宗時，風俗極粹美。人材兼南北，議論忘彼此。誰令各植黨，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禍，此風猶未已。倘築太平基，請自厚俗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