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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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畝科五升，私山畝科升五勺。今高淳縣之西有永豐鄉者，宋時之湖田，所謂永豐圩者也。《文獻通考》：「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初令百姓請佃，後以賜蔡京，又以賜韓世忠，又以賜秦檜，繼撥隷行宮，今隷總所。王弼《永豐謡》曰：“永豐圩接永寧鄉，一畝官田八斗糧，人家種田無厚薄，了得官租身即樂。前年大水平斗門，圩底禾苗沒半分，裡胥告災縣官怒，至今追租如追魂。有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貧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舊租了，新租促，更向城中賣黃犢，一犢千文任時估，債家算息不算母。嗚呼！有犢可賣君莫悲，東鄰賣犢兼賣兒，但願有兒在我邊，明年還得種官田。」讀此詩，知當日官佃之苦即已如此。而以官作民，亦不始於近日矣。《元微之集‧奏狀》：「右臣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頭榷酒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腳錢一百二十文。若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須百姓變米僱車般送，比量正稅近於四倍。廨田、官田、驛田等所稅輕重，約與職田相似。」是則官田之苦，自唐已然，不始於宋、元也。故先朝洪熙、宣德中，屢下詔書，令民間有拋荒官田，召人開耕，依民田例起科。又不獨蘇、松、常三府為然。

吳中之民，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十九。其畝甚窄，而凡溝渠道路皆並其稅于田之中。歲僅秋禾一熟，一畝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過一石有餘。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歲之力，糞壅工作，一畝之費可一緡，而收成之日所得不過數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貸者。故既減糧額，即當禁限私租，上田不得過八斗，如此則貧者漸富，而富者亦不至于貧。《元史‧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辛巳，江浙行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及于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己未，詔江南佃戶，私租太重，以十分為率，普減二分，永為定例。前一事為特恩之蠲，後一事為永額之減，而皆所以寬其佃戶也。是則厚下之政，前代已有行之者。

漢武帝時，董仲舒言：「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唐德宗時，陸贄言：「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稅也。降及中第，租猶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為。而兼併之徒，居然受利。望今凡所占田，約為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仲舒所言則今之分租，贄所言則今之包租也。然猶謂之「豪民」，謂之「兼併之徒」，宋已下則公然號為「田主」矣。

○豫借唐玄宗天寶三載，制曰：「每載庸調，八月徵收，農功未畢，恐難濟辦。自今已後，延至九月二十日為限。」至代宗廣德二年七月庚子，稅天下地畝青苗錢，以給百官俸。所謂青苗錢者，以國用急，不及待秋，方苗青而征之，故號青苗錢。主其任者為青苗使。遂為後代豫借之始。陸宣公言：「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谷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憲宗元和六年二月，制以新陳未接，營辦尤艱。凡有給用，委觀察使以供軍錢，方員借便，不得量抽百姓。故韓文公有《游城南詩》云：「白布長衫紫領巾，差科未動是閒身。麥苗含穗桑生葚，共向田頭樂社神。」是三四月之間尚未動差科也。至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其時外內離叛，未及一月，國亡主滅。明宗即位，頗知愛民。見于《文獻通考》所載：長興四年，起征條流，其節候早者五月十五日征，八月一日納足。遞而下之，其尤晚者六月二十日起征，九月納足。周世宗顯德三年十月丙子，上謂侍臣曰：「近朝徵斂谷帛，多不俟收穫紡績之畢。」乃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起征。是莊宗雖有三月豫借之令，而實未嘗行也。乃後代國勢阽危，非若同光，而春初即出榜開徵，其病民又甚矣。《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之，貪之甚也。」今之為豫借者，食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乎！

虞謙，洪武末為杭州府知府，嘗建議：「僧道，民之蠹。今江南寺院田多或數百頃，而徭役未嘗及之。貧民無田，往往為徭役所困。請為定製，僧道每人田無過十畝，余田以均平民。」初是之，已而謂非舊制，遂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