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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國之風何以無魯？大師陳之，固曰魯詩，不謂之頌矣。孔子，魯人也，從魯而謂之頌，此如魯史之書「公」也，然《泮水》之文則固曰「魯侯」也。商何以在魯之後？曰草廬吳氏嘗言之矣：「大師所職者，當代之詩也。商則先代之詩，故次之周、魯之後。」
○詩序《詩》之世次必不可信，今《詩》亦未必皆孔子所正。且如褒姒滅之，幽王之詩也，而次於前；召伯營之，宣王之詩也，而次於後。序者不得其說，遂並《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魚藻》、《采菽》十詩，皆為刺幽王之作，恐不然也。又如《碩人》，莊姜初歸事也，而次於後；《綠衣》、《日月》、《終風》，莊姜失位而作，《燕燕》，送歸妾作，《擊鼓》，國人怨州籲而作也，而次於前。《渭陽》，秦康公為太子時作也，而閃于後；《黃鳥》，穆公薨後事也，而次於前。此皆經有明文可據，故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小宛》，皆刺厲王之詩。漢興之初，師移其第耳。而《左氏傳》楚莊王之言曰：「武王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詩但以「耆定爾功」一章為《武》，而其三為《賚》，其六為《桓》，章次復相隔越。《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正義以為《采蘋》舊在《草蟲》之前。知今日之詩已失古人之次，非夫子所謂雅頌各得其所者矣。
●卷四
○魯之春秋《春秋》不始於隱公。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于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征伐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古之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則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然則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惜乎其書之不存也。
○春秋闕疑之書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史之闕文，聖人不敢益也。《春秋‧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以聖人之明，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豈難考歷布算以補其闕，而夫子不敢也，況于史文之誤而無從取正者乎，況于列國之事得之傳聞不登于史策者乎。左氏之書，成之者非一人，錄之者非一世，可謂富矣，而夫子當時未必見也。史之所不書，則雖聖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魯國之史也，即使歷聘之餘，必聞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國之寶書增入本國之記注乎。若乃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者，舊史之所無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馬、司城之不名者，闕也。鄭伯髡頑、楚子麋、齊侯陽生之實弒而書卒者，傳聞不勝簡書，是以從舊史之文也。左氏出於獲麟之後，網羅浩博，實夫子之所未見。乃後之儒者似謂已有此書，夫子據而筆削之。即左氏之解經，于所不合者亦多曲為之說；而經生之論遂以聖人所不知為諱。是以新說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學《春秋》之言皆郢書燕說，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雲乎：「多聞闕疑，慎言其餘。」豈特告子張乎，修《春秋》之法亦不過此。《春秋》因魯史而修者也，《左氏傳》采列國之史而作者也。故所書晉事，自文公主夏盟，政交于中國，則以列國之史參之，而一從周正，自惠公以前，則間用夏正。其不出於一人明矣。其謂仲子為子氏，未薨；平王崩，為赴以庚戌；陳侯鮑卒，為再赴：似皆揣摩而為之說。
○三正三正之名，見于《甘誓》。蘇氏以為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醜為正者，其來尚矣。《微子之命》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是知杞用夏正，宋用殷正，若朝覲會同則用周之正朔，其于本國自用其先王之正朔也。獨是晉為姬姓之國，而用夏正則不可解。
杜預《春秋》後序曰：「晉太康中，汲縣人發其界內舊塚，得古書，皆簡編科鬥文字。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為歲首編年。」今考《春秋》僖公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十二月。十年，裡克弒其君卓，經書「正月」，而傳在上年之十一月。十一年，晉殺其大夫ぶ鄭父，經書「春」，而傳在上年之冬。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經書「十有一月壬戌」，而傳則為九月壬戌。經傳之文或從夏正，或從周正，所以錯互如此。與《史記》漢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東井，乃秋七月之誤正同。僖公五年十二月丙子朔，虢公醜奔京師，而卜偃對獻公，以為九月十月之交。襄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言：「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以《長歷》推之，為魯文公十一年三月甲子朔。此又晉人用夏正之見于傳者也。
《僖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杜氏註：「文公定位而後告。」夫不告文公之入，而告惠公之薨，以上年之事為今年之事。新君入國之日，反為舊君即世之年，非人情也。疑此經乃錯簡，當在二十三年之冬。傳曰：「九月，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周之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