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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故事並未把義務與「人情」的衝突作為中心，近代則成為一個主要題材。近代小說描寫的是主人公為了「義務」和「情義」不得不拋棄愛情和人情，這種題材不僅沒有沖淡，而且大肆渲染。就象日本的戰爭影片易使西方人感到它是絶妙的反戰宣傳一樣，這些小說也往往使我們認為，似乎它是在追求一種按照自己意志生活的自由。這些小說證明，確實存在這種衝動。但日本人議論小說或電影的情節時，其看法往往與我們不同。我們同情主人公是因為他有愛情、或者抱有某種個人理想，而他們卻批評這種主人公是弱者，因為他太重感情而未能履行「義務」或「情義」。西方人大都認為，反對陳規舊習，克服障礙去爭取幸福，這是強者的標誌。而日本人則認為，所謂強者，恰恰在於拋棄個人幸福而履行義務。他們認為，性格的堅強不是表現為反抗，而是表現為和諧。因此，西方人看了日本小說和電影後所肯定的意義與日本人所肯定的極不相同。
在評價自己或周圍熟人的生活時，日本人也使用同樣的標準。他們認為，在與義務的準則發生衝突時，如果迷戀個人慾望，那是弱者。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是這樣判斷的。其中，與西方倫理最對立的莫過於丈夫對妻子的態度。在「孝的世界」中，妻子只處於邊緣地位，父母才是中心。因此丈夫的義務很清楚。道德品質優秀的人必須遵從「孝」道，如果母親要他與妻子離婚，他就得同意離婚。即使他愛自己的妻子或者兩人已經生了孩子，他也得離婚，只有這樣才能使這個人「更堅強」。日本人有句話是：「孝道有時要求把妻子視同路人」。在這種情況下，對待妻子充其量不過屬於「仁的世界」。最壞的情況則是，妻子不能提出任何要求。即使婚姻生活很幸福，妻子在義務的世界中也不能處於中心地位。因此，一個人不能把他同妻子的關係提高到同雙親及祖國的感情相等的地位。
1930年代，有一位著名的自由主義者曾經在公眾面前說，回到日本後非常高興，理由之一就是與妻子重逢。他為此受到世人的批評。人們認為，他應該說，是因為見到了父母，看到了富土山，以及能為日本的國家使命而獻身。妻子是不屬於這種層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