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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日本人要把這種「安全」的公式向外輸出時，就遭到懲罰了。等級制與日本國內老百姓的思想很吻合，因為等級制培育了那種思想。在那個世界裡，人們的野心只能是那種世界所能塑造的野心。但是，等級制絶不是能輸出的玩藝。那些大言不慚的主張，在別的國家看來，實在是狂妄之極，甚至比狂妄還要惡劣，以至萬分憤慨。而日軍官兵到了各個佔領國，看到當地居民們根本不歡迎他們時，一直十分吃驚。日本不是給了他們一個地位了嗎？儘管很低，但總是整個等級制中的一個地位嘛；等級制，即使對低層的人來講，不是也很理想嗎？日本軍部接連拍攝了幾部描寫中國熱愛日本的戰爭影片，痛苦絶望、淪落風塵的中國姑娘，由於和日本士兵或工程師相愛而找到了幸福。這些和納粹的征服論相比，確實有很大的距離。但最終還是同樣沒有成功。日本人不能以要求自己的標準來要求別的國家。他們的錯誤就在於他們認為能夠如此。他們沒有認識到，他們自己心甘情願地滿足於「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現是不能指望別的國家接受的。其它國家並沒有這種道德觀。這是真正的日本產品。日本的作家們把這種倫理體系視為當然，因此也就不加論述。我們要瞭解日本人則必須先從論述這種倫理體系入手。
第五章 歷史和社會的負恩者
在英語中，我們常說我們是「heirs of the ages」（歷史的繼承人）。兩次世界大戰和嚴重的經濟危機，多多少少減弱了講這句話時的自信。但這種變化並沒有增加我們對過去的負恩感。東方各民族的觀點則與此相反，總自認是歷史的負恩人。他們那些西方人稱之為崇拜祖先的行為中，其實很大部分並不是真正的崇拜，也不完全是對其祖先，而是一種儀式，表示人們承認對過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僅如此，他們欠的恩情不僅是對過去，而且在當前，在每天與別人的接觸中增加他們所欠的恩情。他們的日常意志和行為都發自這種報恩感。這是基本出發點。西方人極端輕視對社會欠恩，儘管社會給他們以很好的照顧、教育、幸福生活，包括他們的降臨人世。因此，日本人總感到我們的動機不純正。在日本，品德高尚的人不象我們美國，他們絶不說不欠任何人的恩情。他們絶不輕視過去。在日本，所謂「義」就是確認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網絡中所處的地位，既包括對祖先，也包括對同時代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