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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茫然不知所措，便也碰了碰帽子。很快我就發現這是一件尋常的事，不定什麼時候你碰到一位教員，甚至從萊克諾姆先生身邊走過時也是一樣，你都要碰碰帽子，也許你一天會與同一個人相遇十來次，那也一樣，你一定得向他致意，哪怕你的帽子破了也罷，這才是禮貌的舉止。
我總算找到了餐廳。它很像紐約曼哈頓東區的一家平民診所，磚牆，無罩的燈和大理石桌面的桌子，當然少不了一隻帶拐彎煙筒的大火爐。飯還沒有端上來，一個跛子跑進跑出，拿盤子、刀叉和酒瓶。幾個年輕人坐在一個角落裡熱烈地談論着什麼，我走過去作了自我介紹，他們極其友好地接待了我。
老實說，几乎是友好得過分了，我弄不太懂這是怎麼回事。一會兒屋裡就擠滿了人，於是他們很快把我介紹給每個人。接着他們在我身邊圍成一個圈子，斟滿酒杯，唱起歌來……“一個晚上我起了一個念頭：我呼喚着宙斯去雞姦一個絞死的人。
風在絞架上吹起，
看，那個死人在晃動。
我只得跳起來去好這個死屍，
呼喚着宙斯的大名，人們從不滿足。
在過于狹小的肛門裡親吻，
呼喚着宙斯的大名，看著它在那兒亂蹭。
在過于寬大的肛門裡親吻，
人們一無所知或是發泄怒氣，
那樣的情景令人十分厭惡。
呼喚着宙斯的大名，人們從不滿足。”
歌聲剛落，卡西莫多②宣佈開飯了。
這些學監是一群快樂的人。那位克羅打起嗝來像頭豬，一坐下來吃飯總要先放一個大屁。他們告訴我，他能一連放十三個屁，這個記錄沒有人能打破。還有勒普蘭斯先生，他是一個運動員，喜歡在傍晚進城時穿一件無尾夜常禮服。
他相貌英俊，真像個姑娘，而且從來不碰酒，也不讀任何會傷腦筋的東西。他旁邊坐著琅蒂·保羅，保羅來自米迪，他整天什麼都不想，只想女人。他每天都要說，「從星期四起我就不再談女人了。」他和勒普蘭斯先生好得難捨難分。
再下來是巴斯羅，一個十足的小無賴。他在學習醫學，他到處借貸，沒完沒了地談論龍沙、維榮和拉伯雷。坐在我對面的是莫萊斯，老夫子們的鼓動者、組織者，他執意要稱一稱肉，看看是否差幾克份量。他在學校附設醫院裡占了一間小房子。
他的死敵是萊克諾姆先生，這並不能給他帶來很大聲望，因為大家都恨那個人。莫萊斯有個夥伴，叫勒佩尼普，他是一個鬱鬱寡歡的傢伙，容貌像一隻鷹。他非常節儉，卻當了一個放債人，他像阿爾佈雷克特·杜瑞的一件雕刻作品，是所有陰鬱、乖戾、難對付、愛抱怨、不幸、不走運和內省的魔鬼的混合，這些魔鬼組成了德國中世紀武士的神靈。他無疑是個猶太人。
總之我到這兒不久他就死於一場汽車事故了，這個事件使我再也不用還借他的二十三法郎了。除了坐在我旁邊的勒諾，其他人早已從我的記憶中消失。他們屬於那些毫無個性的一群，他們構成了工程師、建築師、牙醫、藥劑師、教師等人的世界。沒有什麼可以將他們同他們過一會兒就拿來取笑的人區分開，他們完全一錢不值，是構成名譽而又可悲的市民核心的毫無價值的人物。
他們垂着頭吃東西，而且總是第
1批大叫大嚷要添飯的人。他們睡得很死，從不抱怨，既不快活也不沮喪，他們是被但丁發配到地獄門廳去的平庸的一群，是上流社會的人物。
按照慣例，一吃完晚飯就馬上到城裡去，除了留在宿舍裡執勤的人。城市中有幾家咖啡館，都是又大又淒涼的大廳，第戎昏昏欲睡的商人們聚集在這兒玩牌、聽音樂。咖啡館裡挺暖和，這是我能替它們說的最好的好話，座位也過得去。總有幾個妓女轉來轉去，為了一杯啤酒、一杯咖啡她們會坐下來同你聊天。
可是音樂糟透了，競是這種音樂。在一個冬天的夜裡，獃在第戎這樣一個骯髒的地方，再也沒有比一支法國管絃樂隊的演奏更叫人疲乏、頭痛的了。尤其是，這是一支悲槍的女子管絃樂隊，它奏出的一切都像在尖叫、在放屁，其節奏很枯燥，像代數一樣，又具有牙膏那種合乎衛生的稠度。這種嗚咽怪叫一小時竟要收那麼多錢，而且遲到的人活該倒霉！它演奏的調子是那麼悲哀，似乎老歐幾里得用後腿站着吞下了氫氰酸。
思想的王國已由理智完全開拓，沒有給音樂創作留下一點點地盤，只除了手風琴的空板條，風呼嘯着從中穿過，將太空撕成了碎片。不過在這個邊遠的城鎮裡談論音樂就像在死牢裡做夢喝香檳一樣荒唐，音樂是我最不在意的東西。我甚至連女人也不想了，因為一切都是那麼令人沮喪、寒冷、荒蕪、陰暗。頭一天晚上回家時我注意到一家咖啡館的門上刻着高康大的話。
咖啡館內部卻像一個停屍所。不管怎樣，還是往前走吧！
我有的是時間，卻沒有一文錢花。我一天只上兩三個小時的會話課，以後就沒有事了。教這些可憐虫英語又有什麼用呢？
我真替他們難過，整個上午苦苦地念《約翰·吉爾平的旅行》，到了下午又上我這兒來練習一種死去的語言。我想起自己浪費了多少時間讀維吉爾的作品或是吃力地念《赫爾曼和多羅特啞》這類誰也看不懂的廢話。真是瘋了！學問是隻空麵包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