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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在與自己剛剛死去的孫兒的「交流」後，該對別人講講了，就這樣，堅定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樁心願。於是他掌握了演講的技巧，並在意識當中牢牢地固定下來。「事到如今原子彈轟炸，又有什麼辦法呀！東條要早些死了該多好，隆兒也不會死呀！」
「風格就是人」嘛！我之所以這樣說，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一個人的生命旅程中，即使是幾秒鐘就講完的演說，沒有演說的技巧也無法表現那種懇切的心願。老人的演說的確打動了我們的心。在這樣一個崇尚空談的時代裡，比那再長，再豪壯的演說，也有如耳畔清風，而我對這僅僅幾句的演講卻永遠難以忘懷。
這年夏天，我在廣島向幾個人打聽這位老人後來的消息。有的說老人已經死了，有的說他還是沒完沒了地講着死去的年輕人和窮困得十分可憐的故事。在廣島，關於人的生死問題的議論，簡直是不脛而走。同樣，在《廣島的證詞》裡我讀到一則報道，說的是一位韓國的老婦人由於原子彈轟炸失去了
5個孩子，她自己胸部以上以及兩隻胳臂又都嚴重燒傷。
她住在一處破舊的板房裡，掛着日本聖潔教團廣島韓國人基督會的牌子。街上的孩子們都叫她「朝鮮老瘋婆子」。她曾經絶望過，她詛咒扔原子彈的美國，憎恨挑起戰爭的日本。「那時如果不是受着神仙的保佑，那麼我也會自殺或發瘋的。」她很貧窮，但有信仰，主持着一個小小的教會，過着平常的生活。「到如今我既不恨美國，也不恨日本了。雖說因戰爭成了殘廢，但我作為一個韓國人，在日本生活上受到保護，想對日本人表示歉意。我根本不管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作為失去了
5個孩子的母親，我只想向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控訴！」
我去找這位異常寬厚的韓國老婦人。作為教會會址的臨時木板房，坐落在楠木町四丁目附近。我在天滿川河邊轉來轉去，發現大部分木板房都已拆除，推土機在轉動，僅剩的一間木板房，成了廢品資源回收筒。忍受不了暑熱的人們都一絲不掛地睡着午覺。
我胡亂地踩着茂密的夏草，徒然而返。附近的人們，誰也不曉得這位信奉基督教的韓國老婦人的音訊了。
我緬懷着這位有着基督教靈魂的韓國老婦人，順便也想記述一位同一民族的少年在原子彈轟炸後的廣島留下的行動軌跡。這位少年像一陣風一樣，來無影，去無蹤。直到今天，被他救助的一位日本姑娘當然更無人知曉。這個插曲引自橋本國惠君的手記。
原子彈爆炸時，他距離爆炸中心一點七公里，當時他
30歲。
「第
3天傍晚，太陽還很高，火辣辣地曬着大地，那灼熱的程度簡直令人怨恨。有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突然跑了過來瞧著我，‘在供神的地方，建成了救護所，你去嗎？’從說話口音生硬、不利落這點，馬上就知道是朝鮮的孩子。如果超越民族的偏見，以無罪民族的一顆真誠的心來看的話，那麼你就不能不承認，少年几乎是背着我，把我帶到救護所的。他名字、住址都沒有告訴我，不知不覺地就像一陣風似地混到人群裡去了。」
從《廣島的證詞》中，人們看到的既不是從輪渡上投海自殺的那類老人，也不是與死去的年輕人持續着孤獨的對話，以至發瘋的那類老人，而可以說它講述的是一位最具反抗性的老人的故事。這位老人「並非由於絶望」、「也不是因為上了年紀，身體不適」，而是因為如果犧牲了，其影響將波及到禁止核試驗的方向上去，才嘗試在原子彈受害者慰靈碑前剖腹的。可是腹部的皮膚並不接受他那好容易才拿起的小刀。老人「不想苟活丟人現眼」，於是就去刎頸。
然而，兩次受到核輻射而得了原子病的這位老人在體力上真的能夠保證他實現一死麼？那是不可能的。抱著這種奇妙的想法，有着敏感自尊的老人，躺在廣島市民醫院的床上，一直叨唸著「終於活着丟人現眼了」。老人之所以下決心自殺，就是因為日本禁止原子彈氫彈協議會沒有勇氣直接抗議赫魯曉夫恢復核試驗的聲明的緣故。那是憂鬱的
1961年
9月的事。
據說這位老人狷介孤高有孤獨癖。在醫院，對同室患者都不愛搭話。後來，他音訊杳然。
難道他仍然抱著「活着丟人現眼」的屈辱感，並對核試驗暗蓄着一股怒火而生活的嗎？對此，今年夏天，我在廣島所見到的人們，誰也不知道。只有一點事實是清楚的，老人在剖腹之際，準備好的
9封抗議書，美國、蘇聯大使館以及所有的抗議對象均對之悍然不理。
原子彈爆炸以後，說起廣島的老人，他們失去了所有的家族成員，只有自己殘存下來。這不僅只是幾個典型的例子，而可以說是十分普遍而深刻的問題。廣島的休憩之家舉辦的所謂原子彈爆炸後對孤老的救濟，實際上是企圖直接適應這個問題的一場運動。就是使他們的身體得到康復，好從原子病醫院出院。
須知這些老年患者並沒有去處，而且威脅他們的還有各種各樣的癌症。那確實是由於原子彈爆炸引起的，和它有着很深的淵源。關於這些癌症的徵候我已經表述過了。「上了年紀的，只剩下一個人，年輕的都死了。」這感慨萬端的證詞我也談過。我在多次廣島之行中不是聽到過對這種反常現象的悲嘆嗎？他們一面談着這種反常現象，一面在他們這些老年倖存者眼裡，常常蒙上一種與悲哀或憤怒的情感迥然不同的陰影。如果不怕說錯，似乎是一種羞恥感在作祟。而我也在這一點上，受到了最強烈的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