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 90 / 經典文庫

第90頁 1872年，皇帝已屆成年並成婚，但是沒有邀請外國外交人員參加這個慶典，因此也就避免了禮制問題。次年2月，皇帝開始親政。外國代表重提覲見要求，總理衙門看到無法再延遲這個問題了，遂就適當的禮儀問題和外交人員展開了長期的討論，最後，他們同意外國代表在覲見時以鞠躬代替叩頭。其時，日本外相副島種臣抵達中國來交換1871年條約的批准書(參見下一章)，他堅持說，由於他的大使身分，所以有權先於身為公使級別的西方使節受到接見。這顯然是想讓別人明白，日本深諳西方的外交慣例，並藉此申明日本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 1873年6月29日是個星期天，外國外交官被要求于上午五時半集合，但是直到九點他們才在紫光閣受到同治帝的接見。日本外相首先受到接見，隨後按照資歷深淺分別是俄國公使倭良嘎哩(Vlangaly)、美國公使鏤斐迪(Low)、英國公使威妥瑪、法國公使熱福哩(de Gcofroy)、荷蘭公使費果遜(Ferguson)、德國翻譯壁斯瑪(Bismarck)。他們把國書放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皇帝通過恭親王對各位公使代表的國家表達了友善之情。西方外交官期待十二年之久的覲見，僅得半個小時便要收場。 13這次覲見有負眾望，外國代表後來發現，他們受接見的紫光閣就是用來召見貢使的場所，這令他們更加興味索然。 14 1.5馬嘉理案，1875年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關稅之戰造成歐洲大蕭條，連帶對中國的貿易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在1872年後持續衰退。匯豐銀行在其歷史上第一次宣佈虧損，並宣稱1875年和1874年無紅利可分。為了貿易方面有光明的前景，英國策劃了一個方案，就是修建一條從緬甸到雲南的鐵路和貿易路線，以打開中國的後門，深入中國內陸。 1874年，迪斯累裡(Disraeli)政府的印度部大臣索爾茲伯裡勛爵(Lord Salisbury)，命令印度政府承擔考察建議路線的任務，並請求外交部指示駐北京公使徵得中國政府批准，讓一支從緬甸來的探險隊在那裡進入中國。威妥瑪懷疑這樣一條線路能否用於貿易，令他吃驚的是，他發覺中國政府不僅欣然同意了他的請求，而且同意讓28歲的英國副領事馬嘉理(Augustus Magary)沿長江上溯迎接探險隊。儘管馬嘉理知道中國和緬甸的邊境地區有匪盜出沒，並且對外國人持有敵意，但他不願中國地方官員的警告，冒險來到邊境地區的八莫(Bhamo)，等候由上校布郎(Horate A．Browne)率領的探險隊從緬甸前來。 1875年2月21日，馬嘉理在那裡遭到伏擊被殺。國際法規定，當一位外國人由於自冒風險而身陷險境時，東道國沒有保證其安全的責任。然而，英國政府堅持要中國政府對謀殺負責，並且指示威妥瑪索取賠償。野心勃勃的威妥瑪利用這個時機，要求調查謀殺事件，撫卹死者家屬，另派探險隊，審判事發地所在轄區的雲貴總督；他還提出了許多額外的議題，如未來的覲見程序、過境稅、對待外國外交人員的禮遇、派遣道歉使團到英國。北京很快同意調查並作出賠償，但是不讚成其它不相關的問題。威妥瑪急不可耐地將使團撤到上海，威脅着要斷絶外交關係。為了避免決裂，1875年8月29日，朝廷派遣郭嵩燾率領道歉使團前赴英國，並且派朝廷信任的外國僱員赫德到上海去勸說威妥瑪重啟協商。赫德技巧地暗示：假如不在中國重啟談判，郭嵩燾可能在倫敦開展外交行動，在那裡解決爭端將使威妥馬無法邀功請賞。威妥瑪同意與李鴻章在避暑勝地煙台會晤。 1876年9月13曰，雙方締結了《煙台條約》，解決了馬嘉理事件。《煙台條約》的第一部分規定，向英國派遣道歉使團，賠償死者家庭白銀20萬兩。第二部分規定應制定中國政府與外國使節之間的禮儀條文。第三部分規定開放四個新的港口，並劃定條約口岸的免收厘金區域。然而由於來自如下方面的反對：1美國、德國、法國和俄國批評英國的單方面行動，2叫嚷着完全廢除厘金的英國商人團體，3反對增加鴉片稅的印度政府，這個條約直到1885年才獲得英國的批准。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後果是中國派遣了道歉使團，該使團成為中國在國外的第一個常駐使團。使團的帶領人郭蒿燾是李鴻章的朋友，時年60歲，思想進步。在赴英國之前，他被授予兵部侍郎銜。 1877年2月8日，他把清帝的道歉信呈送給維多利亞女王，之後，他在倫敦建立起第一個中國公使館。在隨後的兩年，另外一些使館也在巴黎、柏林、西班牙、華盛頓、東京和聖彼得堡建立起來。到1880年，中國才姍姍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中國在響應西方外交代表慣例方面的遲緩，可以歸結為如下幾個原因：在體制上，它從來沒有向國外派遣過長駐性使館，而只派遣過一些特別使團，其使命要麼是在強盛和繁榮的時候擴展天子的威望，把邊陲國家納入貢賦體制，要麼是在孱弱和混亂的時候向蠻夷乞和或與之結盟。在心理上，大多數滿清官員把外交事務當作卑躬屈膝的事，把出洋任職視為流放，避而遠之；敏鋭精明的官場人士竭力規避與洋人聯繫到一起。蒲安臣的兩個助手回國後遭遇不佳：一位被派到中國西部擔任小吏，另一位在蒙古邊疆了卻餘生，好像他們被那趟出洋所玷污。第90頁完，請繼續下一頁。喜歡寫心網 writesprite.com 作品，請記得按讚、收藏及分享

朗讀：

1872年，皇帝已屆成年並成婚，但是沒有邀請外國外交人員參加這個慶典，因此也就避免了禮制問題。次年2月，皇帝開始親政。外國代表重提覲見要求，總理衙門看到無法再延遲這個問題了，遂就適當的禮儀問題和外交人員展開了長期的討論，最後，他們同意外國代表在覲見時以鞠躬代替叩頭。其時，日本外相副島種臣抵達中國來交換1871年條約的批准書(參見下一章)，他堅持說，由於他的大使身分，所以有權先於身為公使級別的西方使節受到接見。

這顯然是想讓別人明白，日本深諳西方的外交慣例，並藉此申明日本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

1873年6月29日是個星期天，外國外交官被要求于上午五時半集合，但是直到九點他們才在紫光閣受到同治帝的接見。日本外相首先受到接見，隨後按照資歷深淺分別是俄國公使倭良嘎哩(Vlangaly)、美國公使鏤斐迪(Low)、英國公使威妥瑪、法國公使熱福哩(de Gcofroy)、荷蘭公使費果遜(Ferguson)、德國翻譯壁斯瑪(Bismarck)。他們把國書放在皇帝面前的桌子上，皇帝通過恭親王對各位公使代表的國家表達了友善之情。西方外交官期待十二年之久的覲見，僅得半個小時便要收場。

13這次覲見有負眾望，外國代表後來發現，他們受接見的紫光閣就是用來召見貢使的場所，這令他們更加興味索然。14

1.5馬嘉理案，1875年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初，關稅之戰造成歐洲大蕭條，連帶對中國的貿易也產生了不利影響，在1872年後持續衰退。匯豐銀行在其歷史上第一次宣佈虧損，並宣稱1875年和1874年無紅利可分。為了貿易方面有光明的前景，英國策劃了一個方案，就是修建一條從緬甸到雲南的鐵路和貿易路線，以打開中國的後門，深入中國內陸。

1874年，迪斯累裡(Disraeli)政府的印度部大臣索爾茲伯裡勛爵(Lord Salisbury)，命令印度政府承擔考察建議路線的任務，並請求外交部指示駐北京公使徵得中國政府批准，讓一支從緬甸來的探險隊在那裡進入中國。

威妥瑪懷疑這樣一條線路能否用於貿易，令他吃驚的是，他發覺中國政府不僅欣然同意了他的請求，而且同意讓28歲的英國副領事馬嘉理(Augustus Magary)沿長江上溯迎接探險隊。儘管馬嘉理知道中國和緬甸的邊境地區有匪盜出沒，並且對外國人持有敵意，但他不願中國地方官員的警告，冒險來到邊境地區的八莫(Bhamo)，等候由上校布郎(Horate A．Browne)率領的探險隊從緬甸前來。1875年2月21日，馬嘉理在那裡遭到伏擊被殺。

國際法規定，當一位外國人由於自冒風險而身陷險境時，東道國沒有保證其安全的責任。然而，英國政府堅持要中國政府對謀殺負責，並且指示威妥瑪索取賠償。野心勃勃的威妥瑪利用這個時機，要求調查謀殺事件，撫卹死者家屬，另派探險隊，審判事發地所在轄區的雲貴總督；他還提出了許多額外的議題，如未來的覲見程序、過境稅、對待外國外交人員的禮遇、派遣道歉使團到英國。北京很快同意調查並作出賠償，但是不讚成其它不相關的問題。

威妥瑪急不可耐地將使團撤到上海，威脅着要斷絶外交關係。為了避免決裂，1875年8月29日，朝廷派遣郭嵩燾率領道歉使團前赴英國，並且派朝廷信任的外國僱員赫德到上海去勸說威妥瑪重啟協商。赫德技巧地暗示：假如不在中國重啟談判，郭嵩燾可能在倫敦開展外交行動，在那裡解決爭端將使威妥馬無法邀功請賞。威妥瑪同意與李鴻章在避暑勝地煙台會晤。

1876年9月13曰，雙方締結了《煙台條約》，解決了馬嘉理事件。《煙台條約》的第一部分規定，向英國派遣道歉使團，賠償死者家庭白銀20萬兩。第二部分規定應制定中國政府與外國使節 之間的禮儀條文。第三部分規定開放四個新的港口，並劃定條約口岸的免收厘金區域。

然而由於來自如下方面的反對：(1)美國、德國、法國和俄國批評英國的單方面行動，(2)叫嚷着完全廢除厘金的英國商人團體，(3)反對增加鴉片稅的印度政府，這個條約直到1885年才獲得英國的批准。

馬嘉理事件最重要的後果是中國派遣了道歉使團，該使團成為中國在國外的第一個常駐使團。使團的帶領人郭蒿燾是李鴻章 的朋友，時年60歲，思想進步。在赴英國之前，他被授予兵部侍郎銜。1877年2月8日，他把清帝的道歉信呈送給維多利亞女王，之後，他在倫敦建立起第一個中國公使館。

在隨後的兩年，另外一些使館也在巴黎、柏林、西班牙、華盛頓、東京和聖彼得堡建立起來。到1880年，中國才姍姍來遲地進入了國際大家庭。

中國在響應西方外交代表慣例方面的遲緩，可以歸結為如下幾個原因：在體制上，它從來沒有向國外派遣過長駐性使館，而只派遣過一些特別使團，其使命要麼是在強盛和繁榮的時候擴展天子的威望，把邊陲國家納入貢賦體制，要麼是在孱弱和混亂的時候向蠻夷乞和或與之結盟。在心理上，大多數滿清官員把外交事務當作卑躬屈膝的事，把出洋任職視為流放，避而遠之；敏鋭精明的官場人士竭力規避與洋人聯繫到一起。蒲安臣的兩個助手回國後遭遇不佳：一位被派到中國西部擔任小吏，另一位在蒙古邊疆了卻餘生，好像他們被那趟出洋所玷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