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古詩，須去其有偶句者而論之，以自西漢至中唐為全局，猶七言律詩以自初唐至晚唐為全局也。漢、魏五古之變而為唐人五古，欲去陳言而趨清新，不得不然，亦猶七律初、盛之變而為中、晚唐，不得不然也。
弘、嘉人惟見古人皮毛，元美仿《史》、《漢》字句以為古文，于鱗仿《十九首》字句以為詩，皆全體陳言而不自知覺，故仲默敢曰「古文亡於昌黎」，于鱗敢曰「唐無古詩」也。此與七律之瞎盛唐而譏大曆以下者一轍。去有偶句者，以其為唐體之履霜也。去晚唐者，晚唐已絶也。
詩之關係名教風化者，非五古不可。其貴重可見。
柳子厚《芍藥》詩曰：「欹紅醉濃露，窈窕留餘春。」近體中好句皆不及。可見體物之妙，古體勝唐體。
古體寧如張曲江、韋蘇州之有邊幅。子美之古詩只可一人為之。子瞻古詩如搓黃麻繩百千尺。子瞻極重韋、柳，而自作殊不然，何也？
唐體詩有涯‧，後之作者，患在薄弱，不患氾濫。古體詩無涯‧，後人氾濫之弊，遂同於五七字為句之文。「簡貴」二字，時刻須以自警。
詩法須自《十九首》，方爛然天真。唐詩已是聲色邊事，況宋、元、明耶！
六朝尚有本非詩人偶然出語絶佳者。如劉俁云：「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十三字說身境心事如見，以六朝詩法寬故也。唐詩韻狹，有平仄，黏須對偶，故非老手不佳。
馮定遠曰：「五言雖始於漢武之代，而盛于建安，故古來論者，止言建安風格。至黃初之年，則諸子凋謝，止有子桓、子建，不須贅言黃初體也。永明之代，王元長、沈休文、謝‧一時有盛名，始創聲病之論，以為前人所未發。文體驟變，皆避八病，一簡之內，音韻不同；二韻之間，輕重悉異。
其文兩句一聯，四名一絶，聲韻相避，文字不可增減。自永明至唐初，皆齊、梁體也。沈、宋新體，聲律益嚴，謂之律詩。陳子昂始法阮公為古體詩，唐因有古、律二體，始變齊、梁之格矣。
齊時江文通詩不用聲病，梁武帝不知四聲，其詩仍是太康、元嘉舊體，嚴滄浪何以混言『齊、梁諸公』，元長、玄暉沒于齊朝，沈休文、何仲言、吳叔庠、劉孝綽併入梁朝，故聲病之格通言齊、梁，而其體直至唐初也。白太傅尚有格詩，李義山、溫飛卿皆有齊、梁格詩。律詩既盛，齊、梁體遂微，後人不知，咸以為古詩。」
又云：「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也，其筋骨氣格，文字作用，亦迥然不同。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郊阮公，為千古絶唱，不用沈、宋格調，謂之古詩，唐人自此有古、律二體。雲古者，對近體而言也。
《古詩十九首》，或雲枚叔，或雲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以為陳王，劉彥和以為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其是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式，必當如是也。李于鱗云：『唐無古詩，陳子昂以其詩為古詩。
』全不通理。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可雲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為律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許是古詩，則于鱗之古詩，當以何時為斷？若雲未能似阮，則于鱗之五古，視古人定何如？」
又云：「《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反捉。李都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為古樸。江淹所擬，《從軍》一篇最合。嚴滄浪都不解此。」
又云：「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詩人所作，皆老、莊之讚頌，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千古文章于此一大變。請具論之：漢人作賦，頗有模山范水之文，五言則未有。後代詩人之言山水，始於康樂。
士衡對偶已繁；用事之密，始於顏延之，後世對偶之祖也。《三百篇》言飲酒，雖曰『不醉無歸』，然亦合歡成禮而已；『彼醉不臧』，則有沉湎之刺。詩人言飲酒不以為諱，自陶公始之也。《國風》好色而不淫，朱子始以鄭、衛為男女相悅之詞，古實不然。
《楚辭》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玉台新詠》所載可見。至于沈、鮑，文體傾側，宮體滔滔，作俑于此。永明、天監之際，鮑體獨行，延之、康樂微矣。
嚴滄浪于康樂之後不言延之，又不言沈、謝，則齊、梁聲病之體，不知所始矣；不言鮑明遠，則宮體紅紫之文，不知其所法矣。雖言徐、庾，亦忘祖也。于時詩人，灼然自名一體者，如吳叔庠，邊塞之文所祖也。又如柳吳興、劉孝綽、何仲言，皆唐人所法，何以都不及？子美『頗學陰、何』，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則子堅之體，亦不可缺。
齊、梁以來，南北文章頗為不同。北多骨氣，而文不及南。鄴下才人，盧思道、薛道衡皆有盛譽。自隋煬有非傾側之論，徐、庾之文少變，于時文多雅正。
薛道衡氣格清拔，與楊素酬唱之作，義山極道之。唐初文字，兼學南北，以人言之，道衡亦不可缺。」
又云：「嚴滄浪云：『《玉台》，徐陵所集，漢、魏、六朝詩皆有之。人謂纖麗者為《玉台》體，其實不然。』班按：梁簡文在東宮，命徐孝穆撰《玉台集》，其序云：『撰錄艷歌，凡為十捲。』則專取艷詞明矣。
其文止於梁朝，非六朝也。」
又云：「陸士衡《擬古詩》，江文通《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詩，床上安床，惟見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大意，不盡如陸、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