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易位置，增減筆畫，以草較真有之，以草較草亦有之。學草者移易易知，而增減每不盡解。蓋變其短長肥瘦，皆是增減，非止多一筆少一筆之謂也。
草書結體貴偏而得中，偏如上有偏高偏低，下有偏長偏短，兩旁有偏爭偏讓皆是。
庸俗行草結字之體尤易犯者，上與左小而瘦，下與右大而肥。其橫豎波磔、用筆之輕重亦然。古人草書空白少而神遠，空白多而神密；俗書反是。
懷素自述草書所得，謂觀夏雲多奇峰，嘗師之，然則學草者徑師奇峰可乎？曰：不可。蓋奇峰有定質，不若夏雲之奇峰無定質也。
昔人言為書之體須入其形，以若坐、若行、若飛、若動、若往、若來、若臥、若起、若愁、若喜狀之，取不齊也。然不齊之中，流通照應，必有大齊者存。故辨草者，尤以書脈為要焉。
草書尤重筆力。蓋草勢尚險，凡物險者易顛，非具有大力，奚以固之！
草書之筆畫，要無一可以移入他書；而他書之筆意，草書卻要無所不悟。
地師相地，先辨龍之動不動，直者不動而曲者動，蓋猶草書之用筆也。然明師之所謂曲直，與俗師之所謂曲直異矣。
草書尤重筋節，若筆無轉換，一直溜下，則筋節亡矣。雖氣脈雅尚綿亙，然總須使前筆有結，後筆有起，明續暗斷，斯非浪作。
草書渴筆，本於飛白。用渴筆分明認真，其故不自渴筆始。必自每作一字，筆筆皆能中鋒雙鈎得之。正書居靜以治動，草書居動以治靜。
草書比之正書，要使畫省而意存，可于爭讓向背間悟得。
欲作草書，必先釋智遺形，以至于超鴻濛，混希夷，然後下筆。古人言「匆匆不及草書」，有以也。
書凡兩種：篆、分、正為一種，皆詳而靜者也；行、草為一種，皆簡而動者也。
《石鼓文》，韋應物以為文王鼓，韓退之以為宣王鼓，總不離乎周鼓也。而《通志·金石略序》云：「三代而上，惟勒鼎彞，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詳其文而用豐碑。」故《金石略》列秦篆之目，以《石鼓》居首。夫謂秦用鼓，事或有之，然未見即為「吾車既工」之鼓，不然，何以是鼓之辭醇字古，與豐碑顯異耶？
《祀巫咸大湫文》，俗呼《詛楚文》，字型在大、小篆間。論小篆者，謂始於秦而不始於李斯，引此文為證，蓋以為秦惠文王時書也。然《通志·金石略》作李斯篆，其必有所考與？
《閣帖》以正書為程邈隷書，蓋因張懷瓘有「程邈造字皆真正」之言。然如漢隷《開通褒斜道石刻》，其字何嘗不「真正」哉！亦何嘗不與後世之正書異也！
漢人書隷多篆少，而篆體方扁，每駸駸欲入于隷。惟《少室》《開母》兩石闕銘雅潔有制，差覺上蔡法程于茲未遠。
《集古錄》跋尾云：「余家集古所錄三代以來鐘鼎彞器銘刻備有，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是則塚墓碑自後漢以來始有也。」案前漢墓碑固無，即他石刻亦少，此魯孝王之片石所以倍增光價與！
漢碑蕭散如《韓敕》《孔宙》，嚴密如《衡方》《張遷》，皆隷之盛也。若《華山廟碑》，旁礴鬱積，瀏漓頓挫，意味尤不可窮極。
《華山》《郭泰》《夏承》《郙閣》《魯峻》《石經》《範式》諸碑，皆世所謂蔡邕書也。《乙瑛》《韓敕》《上尊號》《受禪》諸碑，皆世所謂鐘繇書也。邕之死，繇之始仕，皆在獻帝初。談漢碑者，遇前輒歸蔡，遇後輒歸鐘，附會猶為近似。
至《乙瑛》《韓敕》二碑，時在鐘前，《範式碑》時在蔡後，則尤難解，然前人固有解之者矣。
「蔡邕洞達，鐘繇茂密」。余謂兩家之書同道，洞達正不容針，茂密正能走馬。此當於神者辨之。
稱鐘繇、梁鵠書者，必推《乙瑛》《孔羡》二碑。蓋一則神超，一則骨煉也。《乙瑛碑》時在鐘前，自非追立，難言出於鐘手，至《孔羡》則更無疑其非梁書者。《上尊號碑》及《受禪碑》，書人為鐘為梁，所傳無定。
其書愈工而垢彌甚，非書之累人，乃人之累書耳。
正、行二體始見于鐘書，其書之大巧若拙，後人莫及，蓋由於分書先不及也。過庭《書譜》謂「元常不草」，殆亦如伯昏無人所云「不射之射」乎？
崔子玉《草書勢》云：「放逸生奇」，又云：「一畫不可移。」「奇」與「不可移」合而一之，故難也。今欲求子玉草書，自《閣帖》所摹之外，不少概見。然兩言津逮，足當妙跡已多矣。
張伯英草書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蓋隔行不斷，在書體均齊者猶易，惟大小疏密，短長肥瘦，倏忽萬變，而能潛氣內轉，乃稱神境耳。
評鐘書者，謂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此易知也；評張書者，謂如班輸構堂，不可增減，此難知也。然果能于鐘究拙中之趣，亦漸可于張得放中之矩矣。
晉隷為宋、齊所難繼，而《孫夫人碑》及《呂望表》尤為晉隷之最。論者以其峻整、超逸，分比梁、鐘，非過也。
索幼安分隷，前人以韋誕、鐘繇、衛瓘比之，而尤以草書為極詣。其自作《草書狀》云：「或若俶儻而不群，或若自檢其常度。」惟俶儻而彌自檢，是其所以真能俶儻與？
索靖書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其為沈著痛快極矣。論者推之為北宗，以毆陽信本書為其支派，說亦近是。然三日觀碑之事，不足引也。
右軍《樂毅論》《畫像贊》《黃庭經》《太師箴》《蘭亭序》《告誓文》，孫過庭《書譜》論之，推極情意神思之微。在右軍為因物，在過庭亦為知本也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