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宋史上第宋史上

時有魏伯芻者，本省大胥，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 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 七年，又以課羡第賞。 伯芻年除歲遷，積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 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戶關通，凡商旅算請，率克留十分之四以充入納之數，務入納數多，以昧人主而張虛最。 初，政和再更鹽法，伯芻方為蔡京所倚信，建言：「朝廷所以開闔利柄，馳走商賈，不煩號令，億萬之錢輻湊而至。 禦府頒索，百司支費，歲用之外沛然有餘，則榷鹽之入可謂厚矣。 頃年，鹽法未有一定之制，隨時變革以便公私，防閒未定，奸弊百出。 自政和立法之後，頓絶弊源，公私兼利。 異時一日所收不過二萬緡，則已詫其太多，今日之納乃常及四五萬貫。 以歲計之，有一郡而客鈔錢及五十餘萬貫者，處州是也；有一州倉而客人請鹽及四十萬袋者，泰州是也。 新法于今才二年，而所收已及四千萬貫，雖傳記所載貫朽錢流者，實未足為今日道也。 伏乞以通收四千萬貫之數，宣付史館，以示富國裕民之政。 」小人得時騁志，無所顧忌，遂至于此。 
于時禦府用度日廣，課入欲豐，再申歲較季比之令，在職而暫取告，其月日皆毋得計折，害法者不以官蔭並處極坐，微至于鹽袋鯗鹽，莫不有禁，州縣惟務歲增課以避罪法，上下程督加厲。 七年，乃詔：「昨改鹽法，立賞至重，抑配者多，計口敷及嬰孩，廣數下逮駝畜，使良民受弊，比屋愁嘆。 悉從初令，以利百姓。 三省其申嚴近制，改奉新鈔。 」然有司不能承守，故比較已罷而復用，抄劄既免而復行，鹽囊既增而復止，一囊之價裁為十一千，既又復為十三千，民力因以擾匱，而盜賊滋焉。 
靖康元年，詔未降新鈔前已給見錢公據文鈔，並給還商賈，以示大信。 時鹽盡給新鈔，亦用帶賣舊鹽立限之法。 言者論：「王黼當國，循用蔡京弊法，改行新鈔，舊鹽貼錢對帶，方許出賣，初限兩月，再限一月。 是時黼方用事，專務害民，剝下益上，改易鈔法，甚于盜賊。 然今不改覆車之轍，又促限止半月，反不及王黼之時，商賈豈得不怨？」詔申限焉。 
南渡，淮、浙亭戶，官給本錢。 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五十斤為石，六石為袋，輸鈔錢十八千。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二稅，依皇祐法輸鹽，立監官不察亭戶私煎及巡捕漏泄之法。 二年九月，詔淮、浙鹽令商人袋貼輸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 時呂頤浩用提轄張純儀，峻更鹽法。 十有一月，詔淮、浙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旨符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 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輸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酷矣。 三年，減民間蠶鹽錢。 四年正月，詔淮、浙鹽鈔錢每袋增貼輸錢三貫，並計綱輸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 九月，以入輸遲細，減所添錢。 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及今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尚未絶，乃命以先後並支焉。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鬻海之利居其半，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皆私販害之也。 且以淮東、二浙鹽出入之數言之，淮東鹽灶四百一十二所，歲額鹽二百六十八萬三千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淮鹽六十七萬二千三百餘袋，收錢二千一百九十六萬三千餘貫；二浙課額一百九十七萬餘石，去年兩務場賣浙鹽二十萬二千餘袋，收錢五百一萬二千餘貫，而鹽灶乃計二千四百餘所。 以鹽額論之，淮東之數多於二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灶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 慾望遣官分路措置。 」
淳熙八年，詔住賣帶賣積鹽，以朝廷徒有帶賣之名，總所未免有借撥之弊故也。 十年，先是湖北鹽商吳傳言：「國家鬻海之利，以三分為率，淮東居其二。 通、泰、楚隷買鹽場十六，催煎場十二，灶四百十二。 紹興初，灶煎鹽多止十一籌，籌為鹽一百斤。 淳熙初，亭戶得嘗試滷水之法，灶煎至二十五籌至三十籌，增舊額之半。 緣此，鹽場買亭戶鹽，籌增稱鹽二十斤至三十斤為浮鹽。 日買鹽一萬餘籌，其浮鹽止以二十斤為則，有二十萬斤，為二千籌，籌為錢一貫八百三十文，內除船腳錢二百文，有一貫六百三十文。 其鹽並再中入官，為鈔錢四百五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緡。 又綱取鹽一代並諸窠名等，及賣又多稱斤兩，亭戶饑寒，不免私賣。 若朝廷嚴究，還其本錢，而後可以盡革私賣之弊。 」至是，詔還通、泰等州諸鹽場欠亭戶鹽本錢一百一十萬貫。 
寧宗慶元初，詔罷循環鹽鈔，改增剩鈔名為正支文鈔給算，與已投倉者通理先後支散。 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鈔多弊，故有是命。 於是富商巨賈有願為貧民者矣。 開禧二年，詔自今新鈔一袋，搭支舊鈔一袋；如新鈔多於舊鈔，或願全以新鈔支鹽，及無舊鈔而願全買新鈔者聽，以新鈔理資次。 嘉定二年，詔淮東貼輸鹽錢免二分交子，止用錢會中半。 三年詔：「停鈔引之家，增長舊鈔價直，袋賣官會百貫以上。 自今令到日，鹽鈔官錢袋增收會子二十貫，三務場朱印于鈔面，作「某年某月新鈔」，俟通賣及一百萬袋，即免增收。 其日前已未支鹽鈔併為舊鈔，期以一年持赴倉場支鹽，袋貼輸官會一十貫，出限更不行用。 」此淮、浙鹽之大略也。 
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歲才四十萬緡。 至大曆，增至六百餘萬緡。 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 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 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監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寶慶二年，監察御史趙至道言：「夫產鹽固藉于鹽戶，鬻鹽實賴于鹽商，故鹽戶所當存恤，鹽商所當優潤。 慶元之初，歲為錢九百九十萬八千有奇，寶慶元年，止七百四十九萬九千有奇，乃知鹽課之虧，實鹽商之無所贏利。 為今之計，莫若寬商旅，減徵稅，庶幾慶元鹽課之盛，復見于今日矣。 」從之。 紹定元年，以侍御史李知孝言，罷上虞、餘姚海塗地創立鹽灶。 端平二年，都省言：「淮、浙歲額鹽九十七萬四千餘袋，近二三年積虧一百餘萬袋，民食貴鹽，公私俱病。 」有旨，三路提舉茶鹽司各置主管文字一員，專以興復鹽額、收買散鹽為務，歲終尚書省課其殿最。 淳祐元年，臣僚奏：「南渡立國，專仰鹽鈔，紹興、淳熙，率享其利。 嘉定以來，二三十年之間，鈔法或行或罷，而浮鹽之說牢不可破，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望付有司集議，孰為可行，孰為可罷，天地之藏與官民共之，豈不甚盛？」從之。 五年，申嚴私販苛徵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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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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