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新唐書第新唐書

唐初《貞觀禮》：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正月辛日祀感生帝靈威仰于南郊以祈谷，而孟夏雩于南郊，季秋大享于明堂。 皆祀五天帝。 至高宗時，禮官以謂太史《圓丘圖》，昊天上帝在壇上，而耀魄寶在壇第一等，則昊天上帝非耀魄寶可知，而祠令及《顯慶禮》猶著六天之說。 顯慶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與禮官等議曰：「六天出於緯書，而南郊、圓丘一也，玄以為二物；郊及明堂本以祭天，而玄皆以為祭太微五帝。 《傳》曰：『凡祀，啟蟄而郊，郊而後耕。 』故『郊祀后稷，以祈農事』。 而玄謂周祭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因而祈谷。 皆繆論也。 」由是盡黜玄說，而南郊祈谷、孟夏雩、明堂大享皆祭昊天上帝。 
乾封元年，詔祈谷復祀感帝。 二年，又詔明堂兼祀昊天上帝及五帝。 開元中，起居舍人王仲丘議曰：「按《貞觀禮》祈谷祀感帝，而《顯慶禮》祀昊天上帝。 《傳》曰：『郊而後耕。 』《詩》曰：『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 』《禮記》亦曰：『上辛祈谷于上帝。 』而鄭玄乃云：『天之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別祭尊之。 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之帝于南郊，以其祖配之。 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因以祈谷。 』然則祈谷非祭之本意，乃因后稷為配爾，此非祈谷之本義也。 夫祈谷，本以祭天也，然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谷也，宜于祈谷祭昊天而兼祭五帝。 」又曰：「《月令》，大雩、大享帝，皆盛祭也。 而孟夏雩、季秋大享，《貞觀禮》皆祭五方帝，而《顯慶禮》皆祭昊天上帝，宜兼用之以合大雩、大享之義。 」既而蕭嵩等撰定《開元禮》，雖未能合古，而天神之位別矣。 
其配神之主，武德中，冬至及孟夏雩祭皇地祇于方丘、神州地祇于北郊，以景帝配；而上辛祈谷祀感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天帝于明堂，以元帝配。 貞觀初，圓丘、明堂、北郊以高祖配，而元帝惟配感帝。 高宗永徽二年，以太宗配祀明堂，而有司乃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太尉長孫無忌等與禮官議，以謂：「自三代以來，歷漢、魏、晉、宋，無父子同配于明堂者。 《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玄以祖宗合為一祭，謂祭五帝、五神于明堂，以文、武共配。 而王肅駁曰：『古者祖功宗德，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于明堂。 』《春秋傳》曰：『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典祀也。 』以此知祖、宗非一祭。 」於是以高祖配于圓丘，太宗配于明堂。 
乾封二年，詔圓丘、五方、明堂、感帝、神州皆以高祖、太宗並配。 則天垂拱元年，詔有司議，而成均助教孔玄義、太子右諭德沈伯儀、鳳閣舍人元萬頃范履冰議皆不同，而卒用萬頃、履冰之說。 由是郊、丘諸祠，常以高祖、太宗、高宗並配。 開元十一年，親享圓丘，中書令張說、衛尉少卿韋縚為禮儀使，乃以高祖配，而罷三祖並配。 至二十年，蕭嵩等定禮，而祖宗之配定矣。 
寶應元年，太常卿杜鴻漸、禮儀使判官薛頎歸崇敬等言：「禘者，冬至祭天于圓丘，周人配以遠祖。 唐高祖非始封之君，不得為太祖以配天地。 而太祖景皇帝受封于唐，即殷之契、周之后稷也，請以太祖郊配天地。 」諫議大夫黎干以謂：「禘者，宗廟之事，非祭天，而太祖非受命之君，不宜作配。 」為十詰十難以非之。 書奏，不報。 乃罷高祖，以景皇帝配。 明年旱，言事者以為高祖不得配之過也。 代宗疑之，詔群臣議。 太常博士獨孤及議曰：「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後氏祖顓頊而郊鯀；纘禹黜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 太祖景皇帝始封于唐，天所命也。 」由是配享不易。 嗚呼，禮之失也，豈獨緯書之罪哉！在於學者好為曲說，而人君一切臨時申其私意，以增多為盡禮，而不知煩數之為黷也。 
古者祭天于圓丘，在國之南，祭地于澤中之方丘，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 其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變數亦皆不同，而後世有合祭之文。 則天天冊萬歲元年，其享南郊，始合祭天地。 
睿宗即位，將有事于南郊，諫議大夫賈曾議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夏後氏禘黃帝而郊鯀。 郊之與廟，皆有禘也。 禘于廟，則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則地祇群望皆合于圓丘，以始祖配享。 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 《三輔故事》：『祭于圓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 』則漢嘗合祭矣。 」國子祭酒褚無量、司業郭山惲等皆以曾言為然。 是時睿宗將祭地于北郊，故曾之議寢。 
玄宗既已定《開元禮》，天寶元年，遂合祭天地于南郊。 是時，神仙道家之說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降丹鳳門。 」乃建玄元廟。 二月辛卯，親享玄元皇帝廟；甲午，親享太廟；丙申，有事于南郊。 其後遂以為故事，終唐之世，莫能改也。 為禮可不慎哉！
夫男女之不相褻于內外也，況郊廟乎？中宗時，將享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言皇后當助祭，大常博士唐紹、蔣欽緒以為不可，左仆射韋巨源獨以欽明說為是。 於是以皇后為亞獻，補大臣李嶠等女為齋娘，以執籩豆焉。 至德宗貞元六年，又以皇太子為亞獻，親王為終獻。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而三代有其名而無其制度，故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于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 然推其本旨，要于布政交神于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製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無所據依，乃引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仿像，而眾說變不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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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