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中國文學史第中國文學史

楊萬里(1127—1206)(註：按《楊文節公文集》卷末附錄楊萬里之子楊長孺所撰《楊公墓誌》云：「先君于建炎元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二日子時生……開禧二年丙寅五月八日無疾薨，享年八十。 」其言甚明，與楊氏本人在《浩齋記》、《秋衣》等詩文中所自紀之年歲，亦均吻合無間。 據此，則楊氏當生於建炎元年(1127)。 舊說多從《宋史·楊萬里傳》「卒年八十三」的記載，因推定楊氏生於宣和六年(1124)，實誤。 )，字廷秀，號誠齋，江西吉水人。 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任漳州、常州諸地方官，入為東宮侍讀，官至寶謨閣學士。 他曾屢次上疏指摘朝政，忤權相韓托冑，因此罷官家居十五年，憂憤而死。 
楊萬里和江西詩派的主要不同是直接從自然景物吸收題材，而不是從書本文字上翻新出奇，所以他說「不聽陳言只聽天」。 他對於自然界有着特別濃厚的興趣，自然界的一切，大而高山流水，小而遊蜂戲蝶，無不收拾入詩。 他認為「山中物物是詩題」，「無山安得詩」‧並且說：「不是風煙好，何緣句子新‧」而對於自然，他又觀察得細緻，領會得深刻，描寫得生動逼真，以至姜夔有「處處山川怕見君」的戲言。 因此在題材上，他的詩以描寫自然景物的為最多，也最能體現他的詩歌的藝術特色。 楊萬里無論在繼承和創作上，都是個善於變化的詩人。 他早年從江西派入手，中年以後，轉而批判江西派的弊病，盡焚少作「江西體」千餘首，而自出機杼。 他在《荊溪集自序》裡曾說到這種轉變過程：「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絶句，晚乃學絶句于唐人。 ……戊戌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 」於是他便走上了師法自然的創作道路，認為「學詩須透脫，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他不再模擬古人，而是要超出古人：「黃陳籬下休安腳，陶謝行前更出頭。 」(《跋徐恭仲省干近詩》)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風格。 這就是嚴羽《滄浪詩話》所稱的「楊誠齋體」。 
「誠齋體」的特點之一，是富於幽默詼諧的風趣。 這主要是繼承了陶潛的《責子》、杜甫的《漫興》，蘇軾、黃庭堅的詼諧打諢的作風，而加以發展。 只如《嘲蜂》、《嘲蜻蜓》、《嘲稚子》、《戲嘲星月》這類詩題，在一般詩集裡便絶少見。 但他往往也寓感憤和諷刺于詼諧嘲笑之中，如《嘲淮風》：「不去掃清天北霧，只來捲起浪頭山!」又如《觀蟻》：「微軀所饌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後車!」第二，是豐富新穎的想象。 他善於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徵和變態，並用擬人的手法加以突出，使之生動而饒有風趣。 比如他用「一峰忽被雲偷去」來寫流雲，用「拜殺蘆花未肯休」來寫狂風，用「兩堤楊柳當防夫」來聯想邊疆的將士。 第三，是自然活潑的語言。 他繼承了古代和當代的民歌，以及白居易、張籍和杜荀鶴等人的傳統，語言力求平易淺近，並大量汲取俚語謡諺入詩。 諸如「拖泥帶水」、「手忙腳亂」，甚至「連吃數刀」之類也在所不避。 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詞、押險韻、造拗句，可以說是一個解放。 這三個特點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且看以下諸詩：
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 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 
——《戲筆》
篙師只管信船流，不作前灘水石謀。 卻被驚湍旋三轉，倒將船尾作船頭。 
——《下橫山灘望金華山》
峭壁呀呀虎擘口，惡灘洶洶雷出吼。 沂流更着打頭風，如撐鐵船上牛頭。 「風伯勸爾一杯酒，何須惡劇驚詩叟!端能為我霽威否‧」——岸柳掉頭荻搖手!
——《檄風伯》
第一首寫眼前景物，第二首寫日常生活，都不無寓意，卻沒有窮酸氣、迂腐氣。 第三首更集中地表現了「誠齋體」的獨特風格。 他自言「老子平生不解愁」，又說「自古詩人磨不倒」，我們正應從這種詩風中領會詩人對生活的樂觀態度。 
楊萬里還是一個比較關心國家命運的詩人。 「誰言咽月餐雲客，中有憂時致主心」(《題劉高士看雲圖》)，正是他的自道。 因此他也有一些直接抒寫愛國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絶句》：
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 只餘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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